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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门大劫 逃难南下

时间:2016-06-30    来源:未知   发布者:admin  

     为弘扬禅法,慧可也决定离开少林寺了,他到了繁华的东魏都城邺城(今河南成安县)一带,一边修学,一边度人,更重要的是要寻找接法之人。当时,禅宗并未被东土广泛接受,甚至遭到“取相存见”之徒的诽谤和迫害,有人说慧可的禅法是魔语。但圣人和大法的光芒难掩,慧可的名声逐渐传开,道俗汇集于他的周围,愿意做他的弟子,向他学习禅法。道宣在《续高僧传》中说他传禅的特点是“言满天下,意非建立,玄籍遐览,未始经心”,可见慧可传禅的风格已经是不立文字、不重经典,虽然他自己曾经是“外览坟索,内通藏典”。

 

    这也让慧可想到,众生的根机有深浅,智量有大小,必须随顺世俗。于是,他离开城市,流落到乡村、集镇,深入民众之间,把禅理编成歌谣传唱。新兴的禅宗逐渐被大众接受,包括僧那、向居士、僧璨等,很多人成了慧可门下的优秀弟子。关于僧璨其人以及受法二祖的事,由于资料的不完整,以致迷雾重重,甚至自相矛盾。

 

    许多佛籍资料皆言僧璨“不知何许人也”,更不详其姓氏。唯《安徽佛门龙象传》认为僧璨是徐州人。《景德传灯录》、《指月录》对僧璨剃度之事,是这样叙述的:

 

    至北齐天平二年,有一居士,年逾四十,不言名氏,聿来设礼,而问祖曰:“弟子身缠风恙,请和尚忏罪。”

 

    祖曰:“将罪来,与汝忏。”

 

    士良久曰:“觅罪了不可得。”

 

    祖曰:“与汝忏罪竟,宜依佛法僧住。”

 

    士曰:“今见和尚,已知是僧,未审何名佛法?”

 

    祖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无二,僧宝亦然。”

 

    士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如其心然,佛法无二也。”

 

    祖深器之,即为剃发,曰:“是吾宝也,宜名僧璨。”

 

    其年三月十八日,于光福寺受具戒。

 

 

    僧璨初谒慧可的“北齐天平二年”,历史上并无此年号,但有“北齐天保二年”,疑为后者之误。慧可弟子中,僧那和慧满都是早年出家,资料记载翔实,但对向居士和僧璨的记载都不完整,两人初谒慧可都在北齐天保初年,且都是白衣居士,还有许多巧合之处。台湾学者南怀谨先生认为:“向居士便是悟道前的僧璨,僧璨便是悟道出家以后的向居士。”后世许多学者都持这一观点。

 

    《景德传灯录》、《指月录》又载:“(僧璨)自兹疾渐愈,执侍经二载。祖遂嘱累,付以衣法。”如果僧璨在受戒后两年即得慧可衣钵,那在《续高僧传》里记载的“及周灭法,(昙林)与可同学,共护经像”之事,还有今天岳西县司空山上的传衣石有关传衣之事,就不可解释了。

 

    再看《景德传灯录》、《指月录》:“(慧可)曰:‘汝受吾教,宜处深山,未可行化,当有国难。般若多罗悬记所谓心中虽吉外头凶者是也。吾亦有宿累,今往酬之。汝谛思圣记,勿罹世难,善去善行,俟时传付。’祖乃往邺都化导。”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慧可当年仅为僧璨剃度,传其禅法,但并未将代表禅宗法脉的衣钵传与僧璨。他们师徒相处一起的时间并不长久,对僧璨的考察显然也不够,慧可是不会轻易就将衣钵交与他。这时的慧可凭其天智,隐约预感将有一场法难发生,为了保存禅宗法脉,便让璨僧先往南方遁隐起来,以图将来。那么,这段记载就可圆其他之说了。而根据《安徽佛门龙象传》载,僧璨为徐州人,选择往南方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佛祖纲目》记载:“僧璨,不知何许人,初以处士谒慧可,得度传法。陈太建元年,自北齐来司空山,遂隐于皖公山。”陈太建元年是 569 年,是北周武帝灭佛的前 5 年。不出慧可所料,北周天和元年(566),武帝宇文邕即位。一场灭佛运动的念头,开始在这个皇帝的心中悄悄酝酿出来。

 

    南北朝时代佛教蓬勃发展的同时,也造成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众多的寺院积累了大量财富,逐渐形成与政府分庭抗礼的新政治力量。出家人依仗寺院的权势胡作非为不受平常法规约束。大量土地和税捐被佛教组织控制,严重侵蚀国力。这是武帝灭佛的根由。

 

    为此,很有心计的武帝经过了 10 年的精心准备。武帝召集百官与僧道,亲自在宫中北周武帝像讲《礼记》,表达自己崇儒的倾向。又召集僧道,经过多次辩论,试图从人的心灵上彻底清除佛教。建德三年(574),武帝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下令在全国罢斥佛、道二教,从而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灭佛运动。在这次运动中,无数的佛像、经卷被毁,4 万座寺庙被收为国有,300 万僧尼被勒令还俗。由于准备充足,武帝这次灭佛收效甚大,北方佛教势力几乎禁绝。

 

    武帝灭佛之时,慧可正在嵩山少林寺,少林寺作为北方名刹,在灭佛运动中首当其冲。好在慧可早有心理准备,与弟子将寺内重要经卷、佛像秘密转移,然后携带达摩所传衣钵,与师兄昙林一起往南逃去。

 

    慧可是在灭佛之后南逃这种说法,可见于道宣《续高僧传》:“时有(昙)林法师,在邺盛讲胜,并制文义。每讲人聚,乃选通三部经者,得七百人,预在其席。及周灭法,与可同学,共护经像……”

 

    太湖县已故禅宗学者周磊先生在其《晋熙佛教文化》一书中认为:“早在北齐太平元年,即北周武帝保定元年(561),二祖慧可卓锡太湖,在城东 15 里的凤形山建观音寺,翌年至狮子山、司空山,布坛说法,弘扬禅宗学说,使禅宗佛法日盛。”周磊先生认为:一、慧可在北方弘扬禅法,在邺城受到诽谤和迫害,为了避免教内矛盾,弘扬光大禅宗,在这种情况下,慧可生出去南方弘法的想法,便派弟子僧璨先赴南方,自己在处理好教务之后,于 561 年南下;二、慧可乃大智之人,既有“当有国难”的预见,必定会在法难之前南下韬光养晦,而不必等到法难发生这年。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

 

    关于慧可在少林寺“立雪断臂”,见于不少经典,给禅宗东传增加了许多神秘和悲壮的色彩。但这种做法确实有些残忍,不符合佛慈悲为怀的主张,让后人怀疑其可信度。道宣《续高僧传》却说:“遭贼斫臂,以法御心,不觉痛苦。火烧斫处,血断帛里,乞食如故,曾不告人。”道宣认为慧可是在南逃路上被贼人砍掉了手臂,后代不少学者也主张这一观点。当时,北方灭佛,僧人是处处受打击的对象,他们又带有贵重法物,遇到贼人,必誓死相护,被贼人砍断手臂,是在情理之中。后昙林也被贼人砍了手臂,痛得日夜号哭。慧可亦用火烧刀口之法,为昙林医伤,并告诉昙林,对于一个求佛者来说,既得大法,以法御心,自然就不会感到肉体的痛苦了。这种说法似乎更合乎情理。

 

    后来,慧可与昙林分手,独自背着达摩所传衣钵、经卷,手扶锡杖,一路往江淮之间的太湖县逃来。

 

    据 1995 年新编《太湖县志》载,太湖县于南北朝时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初置县,在龙山太湖水之侧。元嘉二十五年(448),设太湖左县,属晋熙郡。齐高帝建元二年(480),立龙安郡,领太湖左县和东陈县。陈宣帝太建五年(573),废东陈县,独存太湖左县,属陈国南豫州晋熙郡。

 

    慧可为何独往太湖县,而非他处?

 

 

    根据许多专家、学者的意见,慧可此行太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寻找他的弟子僧璨。我们可以想象,僧璨临行之前,或与慧可说过,他将去皖公山一带。因皖公山已先有宝志禅师开刹,自是僧璨首选的对象。在这场危及佛教命脉的法难中,僧璨也是慧可唯一可以投奔的人。

 

    慧可逃往太湖,还有原因,那就是当时的安庆地区,是一块十分适宜于禅宗生长的土壤。

 

    相对于北朝,南朝有着兴佛的传统而无废佛的事情发生。享有“菩萨皇帝”称誉的梁武帝,在其统治期间,大兴佛教,正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而陈国不但没有改变兴佛的传统,还采取了一系列支持佛教的举措。安庆这块地区,成为佛教生长的沃土,许多僧人来此开刹弘法。就在慧可来到太湖之时,智者大师就在枞阳的浮山卓锡。据《浮山志》记载,智者去天台山前,创立了浮山寺,自为住持。因为有鉴于北朝的教训,所以慧可来到陈国,不入城市,不去南朝佛教最繁之地——都城建康,而是直接往偏僻的乡村,寻找僧璨而来。可以想象,像慧可一样,南逃的北朝僧人一定还有很多。

 

    太湖县地处南北夹缝中,位于大别山南麓,山地为主,远离都市。南北朝时,这里还是一个不甚开化的蛮荒之地,之所以称太湖左县,就有指人口稀薄、土地蛮荒之意。“天下名山僧占尽”,南方之山,千山一碧,奇峰罗列,岩壑幽深,怪石嶙峋,极其秀美的自然风光,也肯定是吸引慧可南来的又一原因。

 

    慧可一路南逃,看到远处连绵起伏、苍翠蓊郁的山脉,这时,他的心中一定在想:将禅宗的种子播撒山中,避免世人的践踏,让它静静地生长,它不但可以生存,将来也必将长成一片茂密的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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