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摩老祖西来,于嵩山将禅宗衣钵传与二祖慧可(487—593),这是一件大事,是禅宗真正中国化的开始。故有后人把慧可尊为中国禅宗的初祖,唐德宗赐谥慧可“大祖禅师”。
历史的发展总是曲折的,禅宗也逃不出这个规律。二祖得衣钵后,北周武帝灭佛,当时的禅宗尚未被国人接受,又遭如此大劫,面临着岌岌可危之局面。身在北朝的二祖,是个意志非常坚强的人,不为任何困难所吓倒,虽然年高、身残,毅然选择了千里南逃。此时的太湖,较为偏僻的美丽山水、崇尚佛教的人文环境容纳了慧可,保护了危难中的禅宗法脉,此功永不可没。
慧可来到太湖县,先住狮子山,再上司空山,找到了其弟子三祖僧璨(约495—606),于司空山传衣石顺利将衣钵传给僧璨。僧璨不负师命,在天柱山下山谷寺大扬禅宗,又将衣钵顺利地传给四祖道信,最终实现达摩所愿——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二祖久在太湖县山间潜心参禅,又经历此次法难,对于禅的体悟远比过去深刻而成熟。三祖来到太湖一带更早,而最终寂于天柱山,其著名的禅宗经典《信心铭》,就是产生于太湖、潜山一带。
从大环境而言,当时的太湖,地处南北文化的分界岭,又是南北文化的交汇地。南方佛教哲学思想同南方玄学相适应,重玄谈雅论,重义理的阐释和理解,而北方佛教同北方经济相适应,比较注重禅定,讲求法事排场。两种佛教思想在江淮之间冲撞,又相互妥协,互相融合,形成一种更加宽松的思想氛围。作为大师级的二祖、三祖,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禅学根基,以达摩禅学为基础,把南北文化、南北佛教和当时在南方传播的早期禅学思想,融会贯通,兼收并蓄,最终形成了与达摩禅有别的自成一体的中国式禅宗思想。
二祖散见于《楞伽师资记》等的言论以及三祖的《信心铭》,充分吸收了佛教其他教派(包括早期禅学)的某些观点,吸收了中国儒教、道教的部分思想精华,站在禅宗的角度,从世界观的多侧面展示,如止动观、整体和局部观、色空观、有无观、万法同一观、不二观、无自无他观等思想,是达摩禅中国化的具体体现。
“慧可以后,僧璨往皖公山,道信留吉州,弘忍在黄梅开东山法门,禅宗势力极盛于南。终至顿教代兴,弥漫全国。”(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禅宗经二祖、三祖等人的努力,在太湖、潜山一带发祥,最终盛行开来。五祖“东山法门”的开创,标志着中国禅宗的正式形成。因此,说太湖是中国禅宗的发祥地,应是不为过的。二祖、三祖在太湖、潜山开辟道场,以固定的传法道场,促进了禅宗的传播,也成为中国禅宗逐步走向成熟的一种体现。
达摩来中国后,在北方无固定、专用的讲法场所。二祖在邺城的讲苑,更非禅宗专用道场,达摩和二祖两代祖师,其结局都被害于北朝,性命尚且难保,何能在北朝创立禅宗道场?只有在南朝,在慧可南下卓锡太湖山区,才有了理想的条件,才能不受干扰地开坛说法,专授禅宗心地要门。因此,有专家学者认为:禅宗道场,由二祖首创于太湖。二祖在狮子山、司空山都建有禅堂、禅刹,今天仍然留有遗址。二祖的传经说法,虽无文字记载,但可想象,以僧璨为首的门人、信士一定甚众,使禅宗传播至南方更广大的地区。继二祖首创道场后,后代禅师均效仿创设道场,天柱山是三祖道场,黄梅双峰山是四祖道场,东山是五祖道场,这种以道场传法的方式,无疑对禅宗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我们说,寻根问祖,太湖这方土壤,是中国最早的禅之根、禅之祖、禅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