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门大劫 逃难南下
时间:2016-06-30 来源:未知
为弘扬禅法，慧可也决定离开少林寺了，他到了繁华的东魏都城邺城（今河南成安县）一带，一边修学，一边度人，更重要的是要寻找接法之人。当时，禅宗并未被东土广泛接受，甚至遭到“取相存见”之徒的诽谤和迫害，有人说慧可的禅法是魔语。但圣人和大法的光芒难掩，慧可的名声逐渐传开，道俗汇集于他的周围，愿意做他的弟子，向他学习禅法。道宣在《续高僧传》中说他传禅的特点是“言满天下，意非建立，玄籍遐览，未始经心”，可见慧可传禅的风格已经是不立文字、不重经典，虽然他自己曾经是“外览坟索，内通藏典”。
这也让慧可想到，众生的根机有深浅，智量有大小，必须随顺世俗。于是，他离开城市，流落到乡村、集镇，深入民众之间，把禅理编成歌谣传唱。新兴的禅宗逐渐被大众接受，包括僧那、向居士、僧璨等，很多人成了慧可门下的优秀弟子。关于僧璨其人以及受法二祖的事，由于资料的不完整，以致迷雾重重，甚至自相矛盾。
许多佛籍资料皆言僧璨“不知何许人也”，更不详其姓氏。唯《安徽佛门龙象传》认为僧璨是徐州人。《景德传灯录》、《指月录》对僧璨剃度之事，是这样叙述的：
至北齐天平二年，有一居士，年逾四十，不言名氏，聿来设礼，而问祖曰：“弟子身缠风恙，请和尚忏罪。”
祖曰：“将罪来，与汝忏。”
士良久曰：“觅罪了不可得。”
祖曰：“与汝忏罪竟，宜依佛法僧住。”
士曰：“今见和尚，已知是僧，未审何名佛法？”
祖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无二，僧宝亦然。”
士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如其心然，佛法无二也。”
祖深器之，即为剃发，曰：“是吾宝也，宜名僧璨。”
其年三月十八日，于光福寺受具戒。
僧璨初谒慧可的“北齐天平二年”，历史上并无此年号，但有“北齐天保二年”，疑为后者之误。慧可弟子中，僧那和慧满都是早年出家，资料记载翔实，但对向居士和僧璨的记载都不完整，两人初谒慧可都在北齐天保初年，且都是白衣居士，还有许多巧合之处。台湾学者南怀谨先生认为：“向居士便是悟道前的僧璨，僧璨便是悟道出家以后的向居士。”后世许多学者都持这一观点。
《景德传灯录》、《指月录》又载：“（僧璨）自兹疾渐愈，执侍经二载。祖遂嘱累，付以衣法。”如果僧璨在受戒后两年即得慧可衣钵，那在《续高僧传》里记载的“及周灭法，（昙林）与可同学，共护经像”之事，还有今天岳西县司空山上的传衣石有关传衣之事，就不可解释了。
再看《景德传灯录》、《指月录》：“（慧可）曰：‘汝受吾教，宜处深山，未可行化，当有国难。般若多罗悬记所谓心中虽吉外头凶者是也。吾亦有宿累，今往酬之。汝谛思圣记，勿罹世难，善去善行，俟时传付。’祖乃往邺都化导。”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慧可当年仅为僧璨剃度，传其禅法，但并未将代表禅宗法脉的衣钵传与僧璨。他们师徒相处一起的时间并不长久，对僧璨的考察显然也不够，慧可是不会轻易就将衣钵交与他。这时的慧可凭其天智，隐约预感将有一场法难发生，为了保存禅宗法脉，便让璨僧先往南方遁隐起来，以图将来。那么，这段记载就可圆其他之说了。而根据《安徽佛门龙象传》载，僧璨为徐州人，选择往南方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佛祖纲目》记载：“僧璨，不知何许人，初以处士谒慧可，得度传法。陈太建元年，自北齐来司空山，遂隐于皖公山。”陈太建元年是 569 年，是北周武帝灭佛的前 5 年。不出慧可所料，北周天和元年（566），武帝宇文邕即位。一场灭佛运动的念头，开始在这个皇帝的心中悄悄酝酿出来。
南北朝时代佛教蓬勃发展的同时，也造成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众多的寺院积累了大量财富，逐渐形成与政府分庭抗礼的新政治力量。出家人依仗寺院的权势胡作非为不受平常法规约束。大量土地和税捐被佛教组织控制，严重侵蚀国力。这是武帝灭佛的根由。
为此，很有心计的武帝经过了 10 年的精心准备。武帝召集百官与僧道，亲自在宫中北周武帝像讲《礼记》，表达自己崇儒的倾向。又召集僧道，经过多次辩论，试图从人的心灵上彻底清除佛教。建德三年（574），武帝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下令在全国罢斥佛、道二教，从而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灭佛运动。在这次运动中，无数的佛像、经卷被毁，4 万座寺庙被收为国有，300 万僧尼被勒令还俗。由于准备充足，武帝这次灭佛收效甚大，北方佛教势力几乎禁绝。
武帝灭佛之时，慧可正在嵩山少林寺，少林寺作为北方名刹，在灭佛运动中首当其冲。好在慧可早有心理准备，与弟子将寺内重要经卷、佛像秘密转移，然后携带达摩所传衣钵，与师兄昙林一起往南逃去。
慧可是在灭佛之后南逃这种说法，可见于道宣《续高僧传》：“时有（昙）林法师，在邺盛讲胜?，并制文义。每讲人聚，乃选通三部经者，得七百人，预在其席。及周灭法，与可同学，共护经像……”
太湖县已故禅宗学者周磊先生在其《晋熙佛教文化》一书中认为：“早在北齐太平元年，即北周武帝保定元年（561），二祖慧可卓锡太湖，在城东 15 里的凤形山建观音寺，翌年至狮子山、司空山，布坛说法，弘扬禅宗学说，使禅宗佛法日盛。”周磊先生认为：一、慧可在北方弘扬禅法，在邺城受到诽谤和迫害，为了避免教内矛盾，弘扬光大禅宗，在这种情况下，慧可生出去南方弘法的想法，便派弟子僧璨先赴南方，自己在处理好教务之后，于 561 年南下；二、慧可乃大智之人，既有“当有国难”的预见，必定会在法难之前南下韬光养晦，而不必等到法难发生这年。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
关于慧可在少林寺“立雪断臂”，见于不少经典，给禅宗东传增加了许多神秘和悲壮的色彩。但这种做法确实有些残忍，不符合佛慈悲为怀的主张，让后人怀疑其可信度。道宣《续高僧传》却说：“遭贼斫臂，以法御心，不觉痛苦。火烧斫处，血断帛里，乞食如故，曾不告人。”道宣认为慧可是在南逃路上被贼人砍掉了手臂，后代不少学者也主张这一观点。当时，北方灭佛，僧人是处处受打击的对象，他们又带有贵重法物，遇到贼人，必誓死相护，被贼人砍断手臂，是在情理之中。后昙林也被贼人砍了手臂，痛得日夜号哭。慧可亦用火烧刀口之法，为昙林医伤，并告诉昙林，对于一个求佛者来说，既得大法，以法御心，自然就不会感到肉体的痛苦了。这种说法似乎更合乎情理。
后来，慧可与昙林分手，独自背着达摩所传衣钵、经卷，手扶锡杖，一路往江淮之间的太湖县逃来。
据 1995 年新编《太湖县志》载，太湖县于南北朝时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初置县，在龙山太湖水之侧。元嘉二十五年（448），设太湖左县，属晋熙郡。齐高帝建元二年（480），立龙安郡，领太湖左县和东陈县。陈宣帝太建五年（573），废东陈县，独存太湖左县，属陈国南豫州晋熙郡。
慧可为何独往太湖县，而非他处？
根据许多专家、学者的意见，慧可此行太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寻找他的弟子僧璨。我们可以想象，僧璨临行之前，或与慧可说过，他将去皖公山一带。因皖公山已先有宝志禅师开刹，自是僧璨首选的对象。在这场危及佛教命脉的法难中，僧璨也是慧可唯一可以投奔的人。
慧可逃往太湖，还有原因，那就是当时的安庆地区，是一块十分适宜于禅宗生长的土壤。
相对于北朝，南朝有着兴佛的传统而无废佛的事情发生。享有“菩萨皇帝”称誉的梁武帝，在其统治期间，大兴佛教，正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而陈国不但没有改变兴佛的传统，还采取了一系列支持佛教的举措。安庆这块地区，成为佛教生长的沃土，许多僧人来此开刹弘法。就在慧可来到太湖之时，智者大师就在枞阳的浮山卓锡。据《浮山志》记载，智者去天台山前，创立了浮山寺，自为住持。因为有鉴于北朝的教训，所以慧可来到陈国，不入城市，不去南朝佛教最繁之地——都城建康，而是直接往偏僻的乡村，寻找僧璨而来。可以想象，像慧可一样，南逃的北朝僧人一定还有很多。
太湖县地处南北夹缝中，位于大别山南麓，山地为主，远离都市。南北朝时，这里还是一个不甚开化的蛮荒之地，之所以称太湖左县，就有指人口稀薄、土地蛮荒之意。“天下名山僧占尽”，南方之山，千山一碧，奇峰罗列，岩壑幽深，怪石嶙峋，极其秀美的自然风光，也肯定是吸引慧可南来的又一原因。
慧可一路南逃，看到远处连绵起伏、苍翠蓊郁的山脉，这时，他的心中一定在想：将禅宗的种子播撒山中，避免世人的践踏，让它静静地生长，它不但可以生存，将来也必将长成一片茂密的森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