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辉法师：学习朴老，纪念朴老，谱写新时代佛教中国化的新篇章
时间:2020-05-15 来源:赵朴初研究会
敬爱的朴老虽然离开我们二十年了，但我们始终觉得其慈颜犹在，他老人家的目光一直在关注着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建设、人民的安乐和佛教事业的健康发展。
朴老以其93年的生命历程，经历了清末、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时期，几乎与20世纪相始终。朴老在青少年时代就目睹了国家和人民遭受的苦难，中华民族面临的危亡，从而树立了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使命感。在近70年的漫长岁月中，朴老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亲密合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造福社会、振兴中华，为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为发展佛教事业、保卫世界和平等，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他的思想和精神、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是我们佛教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迈向更加壮阔的新征程的宝贵精神财富！
由于朴老在青少年时代就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所以佛教信仰在他的一生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佛教诸行无常的宇宙观、诸法无我的人生观和大乘佛教的菩萨道精神，铸造了朴老爱国爱教、团结进步、拥党爱民的思想品格。他曾经说过：“从孙中山到毛泽东再到邓小平，百年来的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饱经磨难后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今天的盛世。同舟共济创伟业，肝胆相照写春秋。”
一、朴老与佛教文化的复兴
朴老作为新中国的宗教领袖，作为一位虔诚的佛教徒，面对“文革”以后佛教百废待兴的局面，他殚精竭虑、呕心沥血，推动了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改革开放之初，社会各界对佛教还存有很深的成见。尽管1982年党中央就下发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要求全面恢复和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但是由于极“左”思想的影响，社会上将佛教视为“精神鸦片”、“封建迷信”者还大有人在，并成为对党和政府贯彻落实宗教政策的阻力。对此，朴老为了让社会各界能够了解佛教，消除对佛教的误解，发表了《佛教和中国文化》、《关于佛教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要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等文章、讲话，着重宣传“佛教是文化”的理念。
而且为了增强说服力，朴老在许多场合提到了三个人：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钱学森，一个是范文澜。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曾对卫士李银桥说过，寺庙是“文化”，不是“迷信”。1988年钱学森在给朴老的一封回信中写道：“宗教是文化”、“我以为至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建设还应包括宗教。宗教是文化事业。”范文澜在一次谈话中也提到：“我正在补课，读佛书，佛教在中国将近两千年，和中国文化关系如此密切，不懂佛教，就不懂得中国文化史。” 赵朴老提出这三个人是用心良苦，因为毛主席是开国领袖，范老是著名历史学家，钱老是当代大科学家，三个人分别是政治、文化、科学界的代表，都承认佛教是文化，这无疑为“佛教是文化”提供了最好的佐证。
1991年10月，朴老在全国政协宗教委员会报告会上提到：“佛教、道教同中国传统文化关系极为密切，在哲学、历史、文学、艺术、伦理等社会学领域，乃至医学、化学、天文学、生命科学等自然科学领域，都发生过重大影响，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在未来的时代中，佛教必能一如既往，进一步与全人类的先进文化相结合，开出更绚丽的花朵”。这个讲话不仅充分肯定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诸多领域的重要载体，也肯定佛教能够与世界先进文化相融合，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挥积极作用。
正是由于朴老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了“佛教是文化”这一大智慧之举，有力地推动了当代中国佛教文化的复兴！也由于中国佛教文化的复兴，又有力地协助了党和政府对宗教政策的全面落实。本来“佛教是文化”是不成为问题的，因为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就是通过翻译佛经的最早的中外文化交流、传入中国；又经过文化的弘扬而使佛教得到传播，教义得到阐释；再由于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在佛教的交流中，经过接纳、碰撞、交融、互补，从而使佛教不但成为了中国特色的佛教，而且形成了以儒释道为主干的三足鼎立的中国传统文化格局。所以离开了文化，佛教也就不能传入中国；离开了文化，佛教的教义也得不到弘扬；离开了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格局就不会完整。然而“佛教是文化”，这么明白的道理、却经过“极左”路线的摧残，而变得是非颠倒，使佛教一段时间内成为社会上，人们谈之色变的“精神鸦片烟”和“封建迷信”，成为当时党和政府要全面贯彻落实宗教政策的思想阻力。而朴老一再提出“佛教是文化”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就是为了唤醒深藏在人们心中的文化自觉，而达到文化自信，来正确客观的认识佛教。也就是说，朴老提出“佛教是文化”，实际上是一种思想的“纠偏”，而不是给佛教正式下定义；因此，朴老突出佛教的“文化性”，并不是说“佛教等于文化”。因为佛教是经文化的弘扬，引导信徒将自己信仰的教义，落实到日常的修行中，通过修行得到证悟。所以，对朴老提出的“佛教是文化”还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佛教就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
由于朴老提出“佛教是文化”，不但有效的纠正了极“左”思想造成的，社会上将佛教视为“精神鸦片”、“封建迷信”的偏见，协助党和政府全面贯彻落实了宗教政策，使佛教事业得到健康开展，更使佛教文化随着社会主义文化的大繁荣，呈现出复兴的新气象，从而体现了朴老的大智慧之举。
二、朴老协助党和政府恢复和贯彻落实宗教政策，消除“文革”给佛教带来的严重后果
朴老始终怀着爱国爱教、爱党爱民的深厚情怀，站在国家和民族的整体立场上考虑问题和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在“文革”后期，朴老即写信给周总理、中央统战部的领导人，要求开放急需的佛教活动场所，在周总理和中央党政领导部门的关心支持下，浙江天台山国清寺、宁波天童寺、南京灵谷寺等若干寺院较早地得到修复和开放。在1980年第四届全国佛代会上，朴老提出协助党和政府恢复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消除“文革”严重后果的任务；1981年初，朴老亲赴闽、浙、沪、宁等地考察，推动了福建泉州开元寺等一些寺院交归佛教界管理。为了解决佛教急需的活动场所，他主持拟定了开放第一批全国重点寺院的建议名单，在他的努力下，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于1983年批准开放了142座第一批全国重点寺院，为新时期佛教事业的发展和复兴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通过朴老不懈的努力，理顺了寺院的管理体制，恢复了寺院宗教活动场所的基本职能，使其能更好的发挥教化社会、凝聚人心、促进民族和睦、开展对外交往的功能。为了解决佛教所需的经书，在艰苦的条件下，他主持恢复了金陵刻经处，保障了各寺院佛教经书的需求。
三、朴老对佛教培养人才的重视
为了培养佛教事业急需人才，他不仅主持恢复了中国佛学院及栖霞山、灵岩山分院、闽南佛学院等全国三十多所佛教院校，并于1982年在南京栖霞寺开办第一期僧伽培训班，1991至1993年又分别在九华山和广东云门寺举办了三期寺院执事培训班，培养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寺院管理人才。1986年和1992年，朴老先后两次主持召开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提出了“全面规划，适当调整，协调发展”的方针，指出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佛教工作最重要、最紧迫的事情第一是培养人才，第二是培养人才，第三还是培养人才”。并就调整教育规划和课程安排、组织编写教材、聘请教内外专家学者加强教师队伍、培养研究生、向国外派遣留学生等作安排。正是这些重大举措，培育了大批佛教界的精英和骨干，补救了佛教界的人才断层。我作为“文革”后中国佛学院招收的首批本科生、第一批两名研究生之一，毕业以后能够为中国佛教事业承担一定的责任，就是朴老长期教育和培养的结果。
四、朴老对当代佛教发展方向的重视
为了探索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佛教的发展道路和方向，朴老提出了发扬“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和提倡“人间佛教”为核心的基本发展思路。“人间佛教”最初为太虚大师所倡导，针对的是明清以来“经忏佛教”、“鬼神佛教”的弊端，目的是使佛教回归到关注现实、服务社会的正道上来。这一理念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并成为当前两岸四地佛教发展的主流。1983年，朴老在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题为《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的报告，对“当代中国佛教应该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作了特别的说明。朴老认为，中国佛教经历了近两千年的悠久岁月，佛教在历史上的成功，与中国佛教自身的优良传统是分不开的。因此，发扬“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和提倡“人间佛教”的思想，是当代中国佛教能够保持活力、继继往开来的正确选择。朴老认为，人间佛教是佛教的根本精神，《增一阿含经》中的“诸佛世尊，皆出人间”，《六祖坛经》中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都重视人间、重视佛法与世间的融合。而人间佛教思想核心，就是要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己，广修四摄、六度以利益人群，就要自觉地以实现人间净土为己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崇高事业贡献自己的光和热。
朴老始终对中国佛教汉传、藏传、南传三大语系的团结发展关心备至，认为中国佛教所以能成为佛教的第二母国，就是因为三大语系具足，也是我们国家民族平等团结在佛教界的体现。
朴老为之提倡、总结、弘扬的中国佛教的三大优良传统：一是农禅并重的传统，二是注重学术研究的传统，三是国际友好交流的传统。发扬中国佛教“三大优良传统”和提倡“人间佛教”的思想，是朴老总结佛教的历史经验，并根据我国现时代的国情经过深入思考而提出的。这两大思想互为表里、各有所侧重，从佛教的角度简明地阐述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关系，对于我们佛教界的工作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五、朴老对加强佛教自身建设提高四众的素质的重视
上世纪90年代，佛教事业进入了发展的新阶段，针对佛教界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朴老又适时地将加强佛教自身建设提到日程。在1993年中国佛教协会第六届全国代表会议所作的《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报告中，朴老从我国佛教的未来发展出发，提出全国佛教界都必须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加强佛教自身建设、提高四众的素质上来。强调加强信仰建设、道风建设、教制建设、人才建设、组织建设，其中，“信仰建设是核心，道风建设是根本，人才建设是关键，教制建设是基础，组织建设是保证。”朴老“五个建设”主张虽然已过了20多年，但这一主张仍然具有前瞻性，不仅没有过时，而在当前佛教界迫切需要加强教风建设、抵制佛教商业化的时候，更需要我们认真加以反思和总结。
六、朴老为祖国的统一大业所做的无量功德
朴老作为伟大的爱国者，始终关注祖国的统一大业。1982年中国佛教协会向香港佛教界赠送《乾隆版大藏经》，1986年中国佛教协会专门成立“香港天坛大佛随喜功德委员会”，支持香港建造天坛大佛，密切了香港与内地佛教的血缘亲情。1988年，在台湾当局刚刚开放台湾民众回大陆探亲时，朴老以敏锐的思维和超人的勇气，相继邀请台湾了中法师、圣严法师、净良法师、星云法师、净心法师、惟觉法师、慧律法师等大德高僧来访，打通了内地与台湾佛教界往来的渠道，为两岸四地的友好联谊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使两岸四地的亲密无间的关系更加深入，对祖国的认同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从而才有了朴老往生后，2002年春大陆佛教界护送佛指舍利赴台巡回供奉；2003年在厦门南普陀寺举行“海峡两岸暨港澳佛教界为降伏非典国泰民安世界和平祈福大法会”；2004年初海峡两岸佛教音乐展演团在大陆、台湾、香港、澳门、美国、加拿大等地同台巡回演出；2004年6月大陆与台湾佛教界在金门举行“海峡两岸祈祷世界和平、消灾祈福水陆大法会”；2005年元旦两岸暨港澳佛教界共同为遭受印度洋海啸灾害的国家和地区捐献善款；2005年4月海峡两岸暨港澳佛教界在海南三亚召开圆桌会议，就召开“世界佛教论坛”达成《三亚共识》。这一切，不但更进一步的加深了海峡两岸及两岸四地佛教界的法缘、亲缘及血缘，亲情、乡情和友情，更展示了朴老为祖国统一大业，所做的无量功德。
七、朴老对世界和平的贡献
为增进各国人民的友谊，维护世界和平，朴老开启了佛教国际交流和民间外交的新局面。和平是佛教的基本主张，自古以来就是连接中外文化友好交流的重要桥梁，也是朴老总结的中国佛教的三大优良传统之一。在展开佛教对外交往方面，朴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积极从事佛教民间外交的杰出代表。从1952年朴老亲自打开中日佛教界友好交往的大门开始，到1962年中日两国佛教界、文化界共同发起的纪念鉴真和尚圆寂1200周年大型活动，都极大地促进了两国邦交正常化的进程。改革开放后，从1980年推动鉴真大师像回国探亲，到1983年提出中韩日三国佛教“黄金纽带”关系的构想，再到1995年召开的的第一次“中韩日三国佛教友好交流会议”，朴老所构建的中韩日三国佛教友好交流的基本思路和组织构架，谱写了新时期三国佛教和平友好交往的新篇章。
朴老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佛教外交家。早在1961年，朴老作为中国代表出席印度新德里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在会议前夕举行的“纪念泰戈尔一百周年诞辰”活动中，突然出现反华叫嚣，会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此时，该退场还是继续发言？只见朴老手持发言稿，沉着地走上台，严正声明：“我们中国是抱着友好情谊来纪念泰戈尔的，下面我的发言可以证实这一点。我想，如果泰戈尔还在，他一定会为今天的事感到耻辱和愤怒的。他绝不允许别人利用他的名义来破坏中印友谊……”结果，朴老正义诚挚的发言引来潮水般的掌声。
朴老在对外友好交流活动中，对我有言传身教之恩。记得1992年，朴老率团访问韩国，我们五人代表团成员与朴老朝夕相从，从一点一滴的平凡之中体会到他老人家非凡的人格力量。记得从汉城出发去济州岛，临上车之际，韩国佛教观音宗一位年老僧人慕名赶来，热情地向赵朴老夫妇致敬并攀谈起来。当时汽车已经发动起来，我急了，背着朴老夫妇向韩国朋友们很客气地示意，请他们让朴老上车。尽管朴老耳朵不灵敏，他还是敏锐地感觉到了我的用意，马上回过头来，用温和而责备的眼神看了我一眼，由于翻译暂时未赶到，而且韩国老人都认识汉字，所以朴老索来纸笔和韩国法师们笔谈起来。直到将近十来分钟后，工作人员上前催劝，韩国老年法师才心满意足地离去。后来在我担任中韩日三国友好交流联络委员会，中方团长的那些年里，我在与韩国、日本佛教界朋友们交往时，在他们那里一再感受到他们对朴老发自内心的敬重与亲近时，就自然地在眼前浮现出朴老那温和而责备的眼神，他老人家不仅慈悲培养我走上国际友好交往的舞台，而且教我怎样赢得真正的朋友！朴老大我五十岁，他老人家呵护我、培养我、提携我，使我成为一个拥护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佛教的僧人；每当夜深人静时，就感到朴老那慈祥、睿智的眼光还在看着我，在问我：你的学习是不是有进步，你的修行是不是有进步，你的道德是不是有进步，你的身体是不是有进步？并时时鞭策我，要我不管身在顺境还是逆境，都不要丧失人格、僧格、国格。
八、学习朴老，在新时代新途径中谱写佛教中国化的新篇章
以上点点滴滴，仅仅是朴老为中国佛教事业所做巨大功德的冰山一角。朴老的一生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和平奔走呼号，致力于中外友好交流活动与和平促进活动，为维护亚洲和平和世界和平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被尊为“二十世纪伟大的和平使者”。朴老，以其爱国爱教、护国利民的思想情怀，把佛教的教义圆融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之中；圆融于维护民族和国家的尊严，捍卫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之中；圆融于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伟大事业之中；圆融于促进中国佛教界与世界各国佛教界友好交往的伟大事业之中。
朴老的一生，是有着非凡的胆略和超人的勇气的一生，这种胆略和勇气来自于朴老一生一直奉行的至大至刚、至坚至利的金刚精神。不论是在自己的宗教情操修养上，还是在爱国爱教对外社交方面，都体现了朴老在坚持维护宗教界利益同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相统一的拳拳之心，体现了他为国家、为人民、为宗教，敢于建言献策的博大胸怀和崇高风范。
“千载胜缘逢盛世，好将佛事助文治”，这是朴老生前常用的一句话。实干兴邦，空谈误国！在中共十九大的报告中，习主席向我们发出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的伟大号召，提出了新时代、新思想、新目标、新征程的时代宣言。我们要学习朴老的品德，吸取朴老的智慧和力量，继承朴老爱党爱国爱教的精神，发扬朴老关于佛教“五个建设”和“人间佛教”的思想，在十九大确立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与全国人民一道迈上新的征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佛教的中国化谱写新的篇章，为世界和平做出佛教应有的、积极的贡献！由此才是对朴老最好的纪念。
（作者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湖南省佛教协会会长，安徽省赵朴初研究会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