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兵：赵朴初 吴大琨——“孤岛”上海的两面旗帜

时间:2023-10-03    来源:《上海滩》 

赵朴初（1907—2000）

吴大琨（1916—2007）

出身名门 却甘愿俯身救难民

1937年七七事变后，神州大地阴云密布，局势异常紧张。8月13日，日军在上海发动“八一三”事变，淞沪抗战全面爆发。上海慈善中心—仁济堂门前挤满从闸北、南市和郊区逃过来的难民。赵朴初当即召集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以下简称“慈联会”）会议，着手准备战争期间难民的安置工作。会议做出两个决定：一是由慈联会设法租用10辆大卡车运送难民；二是迅速寻找临时安置点。

8月14日，第一批难民尚未送出，数架日军飞机就在上海市区上空盘旋。突然，一颗炸弹落在“大世界”门口，随着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许多行人被炸飞，遇难者不计其数。日军飞机狂轰滥炸，不时有炸弹落进租界，工作人员和运送难民的卡车司机都吓跑了，赵朴初硬着头皮只身上街，刚好看到同来救助难民的朋友吴大琨，他激动地说：“你来得正好!你来得正好！”简单商量后，两人立即采取行动，各举一面红十字旗帜，赵朴初在前面带路，吴大琨断后，大声对难民们呼喊:“同胞们，跟我们一起走!”时有流弹飞过，难民哭声不绝，两人领着数百名难民，穿过南京路，一路向北飞跑，直奔宁波同乡会会所。简单安顿好难民以后，两人又冒着危险连续奔波，把其余难民安排到一些电影院、戏院和寺院。一夜之间，成百上千灾民终于被安顿在宁波同乡会大楼、金城大剧院等十多处地。第二天上海报纸就登出文章《赵朴初菩萨再世，侠肝孤胆救难民》。自此，人民永远记住了两个名字：赵朴初、吴大琨。

赵朴初，1907年11月出生在安徽安庆一个四代翰林之家。1920年，13岁的赵朴初前往上海，投奔表亲关絅之。1922年，考入东吴大学附中。1925年5月30日，五卅惨案爆发，赵朴初作为东吴大学附中选出的10名委员之一，积极参与声援活动。在他的倡议下，大家积极募集款项，集体吃素两周，省钱支援抗战。此后，他考入东吴大学，只就读一年即因病肄业，回到上海觉园关家养病。经关絅之介绍，赵朴初在上海佛教会担任秘书，同时在中国佛教会兼办文书工作，后任主任秘书。

日渐浓重的硝烟让这个设在仁济堂，由关絅之、屈映光、黄涵之等任负责人的慈联会更加忙碌。慈联会不同于其他民间慈善组织，参与人员除上海慈善界知名团体和人士外，还有当时上海市政府人员，包括市长吴铁城、社会局长潘公展等，赵朴初在该会担任常务委员。

吴大琨，1916年出生在江苏苏州一个爱国商人家庭，他的父亲年轻时曾参加过同盟会。1934年入东吴大学就读，1935年8月去日本留学，留学期间参加了一个中共领导的读书小组，并翻译了中国第一本阐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启蒙读物（1936年11月由新知书店出版的苏联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当时译为《大众政治经济学》）,此书先后共印三版，后来成为延安干部的必读书。在日期间，吴大琨结识浙江实业银行副行长章乃器，一年后，他收到章乃器来信，邀请他回上海工作。1935年北京“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全国各地都成立救国会。1936年5月，全国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选举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以下简称“救国会”）的领导机构，章乃器在该会内被推选为宣传部部长，受邀回国的吴大琨被章委任为宣传部总干事，编辑救国会机关刊物《救亡情报》。

出生入死 发扬国际人道主义精神

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政府以“危害民国”罪逮捕救国会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等7位领导人，史称“七君子事件”。吴大琨亲眼目睹章乃器被逮捕，立即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名义，起草抗议宣言。第二天一早，吴大琨赶到印刷厂，刊出《救亡情报》号外，将七君子被捕事件公之于众。除了寄送给各救国团体，还加送如英国的《字林西报》和美国的《大美晚报》等外文报馆。消息一出，立刻震动社会各界。章乃器被捕后，时局异常紧张，吴大琨搬到赵朴初处躲避达七八个月，两人每天关心时事，谈论时局。次年，赵、吴共同发起成立中国佛教护国和平会，宗旨是抗日图存，反对内战。

抗日战争爆发后，宋庆龄创立“保卫中国大同盟”，通过自己广泛的国际关系，动员全世界进步人士为八路军、新四军捐献医药物品和物资、电台等。1937年5月25日，吴大琨应邀拜访宋庆龄，加入宋庆龄发起组织的“保卫中国大同盟”，还动员一批上海的进步医生和护士去新四军服务，并创办军医院。1939年初，上海各界组织一个代表团前往安徽泾县云岭慰问新四军，吴大琨任团长，全团共28人，带着一批文件、纱布、药棉等物资，分批乘船出发。他们突破日军封锁，经温州、金华、上饶，数次化险为夷，历时近3个月，辗转到达新四军驻地，但他们的行动也引起国民党反动派嫉恨。慰问结束后，在返回上海途中，吴大琨被有预谋的国民党特务绑架，监禁在江西上饶茅家岭黑狱，后被移到集中营，受训、做苦工，受尽种种酷刑，直到1942年11月才被营救出狱。

1942年，吴大琨获释后，先后任暨南大学、东吴大学讲师、副教授。1944年，由于吴大琨的英语、日语都比较好，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决定聘他为军事顾问。在征得党组织同意后，吴大琨开始为反法西斯事业做情报工作。美国人知道吴大琨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游击队有联系，找到吴大琨希望他帮忙，拟精准打击日军的军药库。轰炸成功后，美国人认为吴大琨立了大功，要重奖他，被吴大琨婉言谢绝。为此，吴大琨赢得了美国人信任，随后被调往昆明总部担任顾问。

抗战胜利前夜，时任国共谈判中央代表团顾问、云南统战工作负责人华岗，授意吴大琨搭乘美军飞机到广西八步镇与李济深见面，同时还向爱国民主人士何香凝、柳亚子、梁漱溟等传达了党中央想成立“联合政府”的意图。王若飞也指示吴大琨找机会赶赴上海，向地下党传达中央命令。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美国人担心日本人乘乱把关押在上海的美军战俘杀害，提出营救计划。因知道吴大琨熟悉上海，便点名要他出任美国军事救援团成员。8月19日，吴大琨作为美国军事救援团一员，搭乘美军第一架飞往上海的飞机赶到上海，这是日本宣告投降后，从内陆飞回上海的第一架飞机。飞机刚一着陆，马上被日本兵团团围住。双方剑拔弩张，枪口相向，形势相当危急，后来在中立国瑞士公使馆的出面帮助下才得以解围。美国军事救援团到达战俘营后，把关押在那里的美国人全部救了出来。1947年，美国国防部授予吴大琨“自由勋章”。

在上海，吴大琨也迅速找到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张执一，向他传达了中央意图，紧急叫停当时准备发起的武装起义，并把党所控制的武装力量转移到苏北，在上海地区则着重展开党的宣传工作和统战工作。随后，吴大琨一边继续担任美国驻华空军联络司令部顾问，一边创办《经济周报》，团结、教育资本家为抗日救亡、成立新中国而服务。按照组织要求，吴大琨安排了董秋斯、冯志琼（后改名冯修蕙）、王楚良、沈知白等同志打入美军心理作战部上海组这个情报机构，为及时了解国民党特务动向做了大量工作。

甘冒风险 为新四军转送物资

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日寇横行，炮火连天，难民越来越多，鉴于此，慈联会决定成立上海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统筹难民的收容救济工作，由屈映光担任主任，黄涵之担任副主任，赵朴初担任难民收容股主任，先后建起难民所50多个，收容难民50多万人。据上海《立报》消息，抗战爆发数月，上海附近难民猛增至130万人，涌入租界者最多时达70万人。在淞沪会战期间，宋希濂所率第三十六师伤亡惨重。上海佛教界护国和平会组织僧侣救护队奔赴吴淞，全力抢救伤员。为了收容、救济难民，赵朴初常不分昼夜地忙碌，冒着危险上前线，还将百余名要求抗敌的青壮年难民送到第三十六师。

1937年11月19日上海《申报》刊载赵朴初救济难民的消息

1938年初，周恩来要求上海地下党从人力、物力上支援新四军。一批地下党人，如朱启銮、周克、焦明等被派往赵朴初领导下的难民营工作，成为赵朴初的得力助手。赵朴初在中共地下党人协助下，以慈联会名义，向租界当局提出让难民疏散到后方垦荒，租界当局表示赞同。经焦明到皖南新四军军部接洽，第一批700多名青壮年难民，其中共产党员40多人，名义上去垦荒，实际去了皖南新四军军部。此后两年间，他们又陆续累计输送到新四军3000人左右。此外，还输送了一批积极分子到工厂和农村，他们也都成了革命骨干。

上海沦为“孤岛”后，赵朴初经常出席有各界人士参加的“星二聚餐会”，每次安排一人主讲当时的时事和形势。主要有陈巳生、冯宾符、吴耀宗、许广平、严景耀、雷洁琼、刘王立明、李文杰等。1939年底，一部分人发起宪政促进运动，赵朴初起初对此很赞成，但与国民党某些人关于抗日观点发生矛盾，聚餐会内部也出现分歧。杜月笙通过赵朴初的同学吴绍澍多次约见赵朴初，意欲拉拢赵朴初，被赵朴初严词拒绝。

赵朴初退出“星二聚餐会”不久，吴大琨就介绍他参加了“星六聚餐会”。这个聚餐会范围较小，参加的都是进步人士，如胡愈之、周建人、严景耀、雷洁琼、许广平，最大的特点是公开邀请共产党员讲述国内外形势，华岗、唐守愚、巴人等都曾主讲过。

皖南事变后，在日寇严防死守下，新四军物资供应不上，药品也奇缺无比。新四军筹集了一些金银，委托赵朴初想办法为解放区购买药品。赵朴初冒着危险为新四军进行兑换，通过宋庆龄的关系，把购买的大批医药卫生用品，包括X光机，罐头、牛奶等营养品以及蚊帐、毛毯等物资运往新四军根据地。惠群布厂厂长陈诚中运送来的织布机、吴大琨送来的收发报机，均通过可靠人士送交新四军。

1945年12月30日，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赵朴初、雷洁琼等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在上海正式成立一个以“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践”为宗旨的政治组织，定名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积极投入反内战、反独裁等爱国民主运动，后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重要贡献。

根据中共安排，难民工作结束后，赵朴初接手觉园的上海流浪儿童净业教养院工作，继续帮助党开展革命工作。教养院通过开展军事演习、讲革命故事、唱革命歌曲等活动，进行革命思想启蒙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同学们在教养院及以后的少年村里奠定了革命人生观，一些老师、同学还加入了上海地下党，方南君等百余名新四军小同志就曾寄养于教养院。1948年，赵朴初遵照周恩来指示，在潘汉年等的直接领导下，接收美国经济合作总署援华物资，将许广平等民主人士送往香港，为解放区购买大量物品。赵朴初还在杭州凤林寺筹办一所医院，掩护过上海地下党领导刘晓、方行等。

位于上海宝山区的上海少年村纪念馆（摄于21世纪）

上海即将解放，赵朴初与党的合作由秘密转为公开，上海地下党发动上海各界人士成立一个上海临时联合救济委员会，赵朴初任总干事。在赵朴初劝说下，圆瑛等一批高僧大德留在上海，并收容了大量难民、残兵，为维护上海稳定做了大量工作。

休戚相关家与国 往事差堪启后生

抗战胜利后，由美国人推荐，经组织同意，吴大琨于1946年10月离开上海，赴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做访问学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吴大琨利用学校假期回到国内，以海外华侨身份列席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参加政协会议时，周恩来特别将吴大琨介绍给毛泽东认识。10月1日，吴大琨和赵朴初被邀请参加国庆观礼，并出席当晚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国宴。

1951年，吴大琨回国，历任山东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第一届副会长，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吴大琨在学术研究上成绩斐然，他长期从事世界经济和美国经济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是中国世界经济学奠基者之一，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做了深入研究。

1952年11月，赵朴初联合20位全国佛教界著名人士发起筹备成立中国佛教协会。同年，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上，赵朴初主动将一尊药师佛像托日本代表带给日本佛教界，此举在日本佛教界引起不小波澜。日本有识之士纷纷对过去的战争行为表示忏悔，并将大批中国劳工遗骨送回中国。1953年5月30日至6月3日，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会议在北京举行，在中国佛教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三大语系、各民族、各地区的大团结。此后，赵朴初奉调进京，长期担任中国佛教协会领导人，为贯彻党和政府的宗教政策，为开创新中国佛教事业的新局面作出巨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之初，赵朴初按照周恩来、廖承志等人的指示，以中国与周边国家佛教渊源为纽带，积极开展与东亚、东南亚、南亚国家的民间外交活动。1961年3月，赵朴初出席在印度新德里举办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在会前的纪念泰戈尔诞辰百年会议上，他痛斥印度反华势力。赵朴初的足迹遍及日本、斯里兰卡、印度、缅甸、泰国、越南、柬埔寨等国，被誉为“和平使者”，以民间交流促进中国与这些国家的正式邦交。赵朴初曾任中国宗教和平委员会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名誉主席，是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95年8月，中国宗教界在北京举行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座谈会

2000年5月21日，赵朴初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他曾在诗中款述心曲“母兮吾土，报恩无有穷已”；在《九十述怀诗》中曾写道：“九十犹期日日新，读书万卷欲通神。耳聋不畏迅雷震，言笑能教远客亲。曾助新军旗鼓振，力摧谬论海天清。千秋盲圣敦邦谊，往事差堪启后生。”

2007年3月12日，吴大琨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吴大琨曾在回顾九十年风雨人生时说：“自懂事的时候起，个人的命运便同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作者：郭兵 来源：《上海滩》杂志 202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