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飞：你不知道的赵朴初——曾给大使子女当监护人
时间:2024-01-16 来源:《纵横》
在中共党史上，刘晓是一位卓越的党的地下工作领导者和外交家。自抗战期间至1955年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他在上海整整工作生活奋斗了18年，为中华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在此期间，他与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著名慈善家和社会活动家赵朴初先生曾共同战斗。新中国成立之初，一种特别的缘分更是将两家人的命运紧紧缠绕在了一起。
大使家的烦心事
1957年6月初，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中的刘晓久久难以入眠。
他患高血压症多年，医生嘱他要长期卧床休息。这是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尤其是白色恐怖下极端紧张的生活以及解放初期没日没夜的接管工作，给这个壮实的湖南汉子留下的后遗症。他还有严重的心血管病，主要是在法租界监狱受电刑和后来严寒天落到长江里造成的。他的健康受损如此严重，以致1952年中央不得不让他暂时离开了华东局组织部部长和上海市委第二书记的工作岗位，前往杭州莫干山疗养休息。
年底，中央又把他和张云逸一起送到苏联去疗养。回国后，1954年9月，刘晓接到上海市委副书记潘汉年的电话，得知中央决定让他出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上任之初，国际共运局面动荡，为配合党中央处理应对这些复杂多变的问题，他竭尽心智、夜以继日地工作，这让他的病情愈加严重。
尤其是当时，刘晓还得到消息，曾经患难生死的老战友、浙江省省长沙文汉和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陈修良双双被打成右派。他清楚地记得，沙文汉和自己同庚，比自己早一年入党，早年从事农民运动和工会运动，并赴苏联莫斯科列宁学院深造，可以说是一位理论和实践经验都十分丰富的同志。沙还曾担任中共上海局宣传部部长兼统战部部长，是刘晓的老搭档，负责党内文化宣传工作和情报工作，和刘晓一起并肩作战、出生入死；曾主持指导策划国民党“重庆号”和第二舰队起义，对党的事业无比忠诚。
沙文汉的夫人陈修良一直在刘晓领导下工作。1939年1月，刘晓和陈修良在青年会中学支部书记丁景唐家中举办麦伦、上海医学院等校的支部书记培训班，这位瘦小精干、容貌秀气的女性，组织协调能力之强，给刘晓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共南京市委时属上海局领导，陈修良作为中共南京市委书记，经常往返于沪宁之间，定时向刘晓汇报工作并接受指示。她坚定的党性和强大的执行力，使危险而复杂的地下工作变得如鱼得水。
刘晓1952年在莫干山疗养期间住在一间简陋的平房里，生活很清苦也很寂寞，聂荣臻、粟裕、沙文汉夫妇都来看望过他、陪他聊天，这让他非常高兴。沙文汉夫妇离得近，来得勤一些，有时给他带来辣椒和湖南的豆豉，令他的粗茶淡饭中平添了些许滋味。
1954年底在赴莫斯科上任之前，刘晓和夫人张毅特地赶到杭州看望沙文汉，也是为了安排出国后的家事。刘晓和张毅1938年在延安相识结婚，一共生育四个孩子，大女儿刘松英、小女儿刘松筠、大儿子刘际时、小儿子刘际翔。其时，刘松英已考入浙江大学就读，刘际时在上海读高中，刘松筠尚小，最让刘晓夫妇放心不下的则是小儿子刘际翔。按照有关政策，刘晓出任苏联大使可以将孩子带往苏联。当然，把孩子带在身边是有好处的，但对国家、使馆和父母来说，负担很重；使馆的工作环境也并不适合带孩子去，对孩子的学习和成长都不利。于是，二人决定将刘际翔寄养在沙文汉家，在杭州上学的刘松英也拜托他们照顾。
1938年，刘晓、张毅与长女松英在上海
1957年6月初，刘晓接到陈修良的来信，说他们夫妇已被打成右派，因此刘晓的小儿子再寄养在他们家里显然是不妥的。刘晓接信后思量再三，对夫人说：“你还是回国，去杭州一趟，把际翔接到北京去。”
急难热心的赵朴初夫妇
张毅按照与刘晓商量的意见，把他们的家搬到了北京，按照外交部安排，住在报房胡同外交部宿舍。刘际时还在上海读高一，暂时没有随京；刘际翔被安排在北京101中学读书，刘松筠被安排在北京八一小学上学。
多年来，他们家中一直有一对老年夫妇负责家务，孩子们都喊他们张伯伯、张姆妈。两位老人在照顾孩子、处理家务上都兢兢业业，但遗憾的是都目不识丁，因此孩子的教育学习乃至管教成为一个难题。尤其是刘际翔正值青春叛逆期，这最让张毅担心。她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急需寻找合适的人来担当“父母”的教育角色。刘晓也非常同意夫人的观点。
其时，上海调北京的老同事很多，张毅四处寻找合适人选，电话打到许涤新那里时，他告诉张毅，国务院第八办公室（简称“八办”）的陈邦织（也就是赵朴初的爱人）既热心又有爱心，作风严谨又认真负责，而且他们喜爱孩子又没有自己的孩子，是照顾孩子们的不二人选。
赵朴初与陈邦织
新中国成立之初，陈邦织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任会计科科长。1954年7月5日，赵朴初调到北京主持中国佛教协会工作，但陈邦织仍留在上海，一年后才调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1956年，陈邦织所在的部门业务并入国务院八办，她也就离开工商局去了八办。
张毅赴苏前在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与陈邦织没有交集，但就在1955年初出国前，在北京饭店见过她。那次，赵朴初夫妇前去看望老朋友梅达君，得知刘晓夫妇也住在北京饭店，赵朴初夫妇便又去拜访了他们。张毅当时正在为置办出国服装而发愁。
原来，根据规定，出国以后正式场合，男同志穿中山装，女同志穿旗袍；非正式场合，男同志可以穿西装，女同志可以穿连衣裙等。外交部发给每个人100多万元（旧币）用于个人置装。莫斯科天寒地冻，张毅急需一件裘皮大衣御寒，但她在北京人生地不熟，不知到哪儿去购买。陈邦织告诉她，就在他们家旁边有一二手皮货寄卖店，不仅成色新而且有许多舶来品，可以淘到满意的衣服。她又陪张毅和梅达君的妻子杨宛青一道前往该店，帮忙精挑细选，不厌其烦。仅这一次，陈邦织的热心就给张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张毅将许涤新的建议告诉刘晓，他听后非常赞同。其实，直至解放之前刘晓和赵朴初都没有建立直接联系，但作为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刘晓对赵朴初的为人和情况了如指掌。而且赵朴初所从事的革命工作，不少都是在刘晓的指导下进行的，只不过一个在明处一个在暗处。
1938年，赵朴初主持上海租界难民工作，为替难民寻找出路，曾向梅达君提出要见地下党负责人。这一次，他只见到了潘汉年。随后，他决定以垦荒的名义将一批难民送往皖南参加新四军。刘晓即指示难民工作委员会做好深入细致的工作，严密组织、动员，顺利安全地输送一批难民奔赴皖南，有力地支援了新四军。他们还同在上海麦伦中学任过教、都教过国文，只不过刘晓是以林庚汉的化名到麦伦中学的，时间是1938年到1939年，而赵朴初在麦伦中学任教是1943年的事，时间相差甚远。
青年时期的赵朴初在上海
益友社是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组织，赵朴初自始至终担任该社的理事长等职务，积极开展工作，有力地保障了上海地下党广泛团结社会各界中上层人士、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同时也有助于掩护和发展党的组织。他还直接参加过掩护刘晓等上海地下党主要负责人的行动。1948年初夏，上海国民党反动派加剧对我地下党组织的迫害行动，采取在全市范围内核对照片、换发身份证明的办法来搜捕共产党人。为了防备敌人的突然袭击，刘晓和刘长胜、张执一、张承宗四人，由方行陪同前往杭州暂时隐蔽。这几位貌似富有的“香客”住在净慈寺，在西湖边盘桓了一周后才安全返回上海。这次行动是方行出面找赵朴初帮忙安排的，赵朴初并不知道刘晓一行的身份。
赵朴初和刘晓也有过公开见面的时候，那是在蒉延芳、包达三家的聚会上。只不过赵朴初见到的是一个叫刘镜清的“商人”，其身份是关勒铭金笔厂的董事。聚会中，这位湖南口音的老板不断赞美蒉延芳招待他们的精美地道的宁波菜肴。直到上海解放后，一身戎装的刘晓出现在大家面前，赵朴初才知道这位“商人”的真实身份。尽管随后他们在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共事的时间不长，但刘晓进一步了解了赵朴初高尚的品质、渊博的学识、慈悲的胸怀。把孩子交给这样一位正直、慈悲、博学、热忱的人，怎能不放心呢？
刘晓让夫人赶快上门征求赵朴初夫妇的意见。赵朴初夫妇住在西四大拐棒胡同一所平房里，张毅说明了来意，他们爽快地答应了。陈邦织还愉快地回忆起首次和刘晓见面的情景。1948年，她在上海地下党经营的东方公司任出纳。一天，有人安排她将一笔几百万元的金圆券送到东方公司负责人谢寿天家中，这是党组织的一笔活动经费。陈邦织到达谢寿天家时，他本人不在，是夫人蒋学杰接待她的。陈邦织瞥见谢家的客厅有一位陌生的客人，尽管没有语言交流，但凭着地下工作者的职业敏感，她一下子记住了这个男人的特点：壮实的身材，腆着肚子，嘴角还有一颗黑痣。在上海解放后的第一次群众集会上，陈邦织一眼就认出刘晓就是那日在谢寿天家的客人。陈邦织又说：“刘晓大使是我们的老领导、党内老同志，你们在国外工作繁忙，为了让你们安心在国外搞好革命工作，照顾好你们的孩子也是我们的责任。”至此，张毅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殷殷舐犊情谊深
从西四大拐棒胡同的自家到报房胡同的刘晓家，距离一共约五公里，赵朴初夫妇这一走就是四年时间，不管严寒酷暑，不管天晴雨雪。刘晓子女的学习、生活、情绪、品格教育，哪一样都不能缺位。
每个季度，陈邦织都要到外交部去为他们领取一笔生活费，然后去银行以张毅的名字存入。她还要从中拿出一笔钱交给张姆妈，计划好这一家子一个月的生活支出及孩子们的零花钱。刘松筠爱好看电影，喜欢购买文艺小说；刘际翔喜欢玩摄影，要买胶卷冲洗胶片。两个人常常零花钱不够，就找张姆妈要，让她难以招架。所以，每周六和周日孩子们在家的日子里，陈邦织都要去刘晓家，对他们开展节约教育，督促他们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孩子们不爱干家务活，陈邦织就手把手教他们叠被子、整理自己的房间，培养他们爱劳动的好习惯。严冬来临，孩子们缺少御寒的衣服，陈邦织就买来毛线，让统战部一位会织毛衣的干部家属曹英各给孩子们织上一件厚厚的毛衣。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供应紧张，孩子们总是忘记将学校的粮票带回，家里粮食往往不够吃。这时，陈邦织就不失时机地开展节约粮食教育，并把自家省下来的粮票带来补上。1959年，刘际时考入北京科技大学，赵朴初夫妇就又多了一个需要照料的对象。刘际翔与哥哥老是搞不好关系，两人常常因为小事闹矛盾，陈邦织又不得不做好调停工作，帮助兄弟俩搞好团结。
早年，陈邦织因家庭困难在上海做过家庭教师，后又在教养院待过一段时间，所以在教育孩子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她特别重视孩子的品德教育和学习教育，定期到学校了解孩子们的学习情况，家长会从不缺席，周末孩子回家后会一一检查他们的作业。她对孩子的教育也特别注意方法，总是做到宽严相济，从不伤害孩子们的自尊心。但孩子们一旦犯了原则性错误，她也绝不会姑息，而是严厉地提出批评。
赵朴初虽然公务繁忙，但只要周末有空，他都会和陈邦织一起去刘晓家。他们夫妇性格迥异，赵朴初性情乐观、待人亲切，相较于要求严格的陈邦织，孩子们更喜欢与赵朴初亲近。他们会趴在他背上或挤在他怀里，听他讲一个个成语故事。有时赵朴初还会用几种方言给孩子们讲段子，逗得他们哈哈大笑，或者空手变出糖果给孩子们作为奖励，或者在院内和孩子们打羽毛球做游戏。陈邦织批评他“老少不分”，他说这叫“寓教于乐”。
关于孩子们的学习生活情况以及家庭支出情况，陈邦织都会定期写信给刘晓夫妇作汇报，有时还会让刘际翔拍些生活照片夹在信中寄给妈妈，这既是对孩子兴趣的鼓励，又是为了让远方的父母放心。这种通信交流保持一段时间后，有一次张毅来信说，因为陈邦织寄出的都是平信，所以在苏联的邮局时常遭到偷拆，很不安全。于是陈邦织改变方法，等刘晓和张毅公干回国后再当面进行交流。四年间，也只有他们每次回国的一段时间里，赵朴初夫妇才可以轻松一下，给自己放放假，不需过问孩子们的事。一旦刘晓夫妇要出国，他们又要及时上门，听取和征求二人对孩子们下一步学习教育问题的意见。
陈邦织心很细，为人又很热心。刘晓不在国内时，负责家务的张伯伯闲暇时间较多，而他又有一手裁缝的好手艺，陈邦织就介绍他给统战部一些同志做衣服，让他增加些收入，以便其更安心在刘晓家搞好服务。
有一次，陈邦织发现刘晓家的供应本上留存有烟票没有使用，觉得浪费了十分可惜，统战部很多烟瘾大的同志又没有烟抽，于是在征得刘晓同意之后，将这些烟票拿去给同志们分享。万景光是刘晓在上海负责地下工作时的战友，刘晓得知他也面临这一情况时，还特意从苏联带回两条香烟，让陈邦织带给他。
1962年6月，中央决定调刘晓回国，派潘自力接任驻苏大使。至此，赵朴初夫妇的任务也就完成了，但两家的友谊依旧如故，时常互相走动，交流谈心。有时刘晓因高血压症到外地疗养，陈邦织还是会前往刘晓家，关心孩子们的冷暖饥饱，孩子们也将赵朴初夫妇视为至爱亲人。赵朴初生病时，刘晓也不忘上门探视。
经赵朴初夫妇教育的孩子们得到了健康的成长，特别是一直让他们操心最多的刘际翔，在刘晓受迫害下放到河南信阳的那段日子里，刘际翔始终陪伴在他身边，不离不弃。后来，刘晓脑血栓导致左边身体瘫痪，刘际翔常陪侍左右。
1978年，刘晓出席第五届全国政协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1981年，中共中央为刘晓彻底平反。1985年，在中共四中全会上，刘晓辞去了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职务，然后赴上海治病。不久，一个致命的打击向他袭来：他最疼爱的小儿子刘际翔不幸在非洲多哥大使馆突然病亡。躺在病床上的刘晓痛哭了三天三夜，最后因脑出血去世，终年80岁。
惊闻噩耗，作为他的挚友，赵朴初写下挽联悼念：“革命一生难忘踞敌腹建奇功，力拔三山有兮；劫波渡尽方冀启智囊参大政，心伤四载无言。”（来源：摘自《纵横》2023年第6期 作者：胡文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