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祖安：我与赵朴初的交往
时间:2016-08-25 来源:赵朴初研究会
朴初先生于2000年5月22日17时05分在北京医院逝世。当天晚上，我和朴老的夫人陈邦织大姐通了电话。她心气平和地说：“……请放心，我身体还可以。有不少他没有做完的事，我还要尽力去做。”我女儿沈雪去探望她，她又说：朴老留下一首偈诗。说明了他去世前的心情。他已经在生前尽力作了奉献，已了却人世一段因缘。
根据朴老的嘱咐，家里不设灵堂吊唁。北京阜城门外的广济寺设坛悼念这位德高望隆的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沈雪送去一座缀满白菊花、黄玫瑰和菖蒲兰的大花篮，和我献的五言偈诗：
岂有菩提树，本无明镜台。
无私无挂碍，无憾了尘埃。
这是我根据禅宗开山六祖慧能和尚的“两无”论说发展的五无。来形容赵朴初先生无欲则刚和有容乃大的境界。朴初先生是一位德行很高的佛学家。他那圆通明澄的兼容学说，和提倡佛教各宗派支系间平和顺达的兼爱主张，不仅得到中华大地上千万僧众与佛教徒的拥护，并且受到海外尤其是日本、印度及东南亚的佛教界的赞赏。通过对佛学的研究与弘扬，他为我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开拓了新的途径。因此在中国当代文化史上，以至于在新中国的外交史上，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朴初先生更是一位炽热而执着的爱国主义者。他在70年的生活历程中，通过从事慈善事业、赈灾和救亡的工作，为祖国的独立与强盛，为社会的进步与文明，为人民的安宁与福祉，在各种艰难的环境中，以殉道者的精神，作出了自己的奉献与牺牲。所以，“杰出的宗教领袖和着名的社会活动家”，既是党和国家对他的评价，更是人民对他的称道。我想从日常接触中印象深刻的事例里，谈谈我对他的感知感悟和感佩，也包括我的感激心情。
一
我和赵朴初先生相识有42年。但是我们真正相见到相知。仅20余年。
“我们是在哪里夤缘相识的?”他曾两次问我。
“我们相识于《法音》杂志，但一直未能见面，真正相识是夤缘您的一组小令。”我答道。
“对了!那是拙作《某公三哭》惹的祸。”
那是1964年初秋。朴老的散曲小令《某公三哭》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兴趣，各地报刊竞相转载。当时《浙江日报》社长于冠西建议我改成一组昆曲短剧。我花了半个月时间写出初稿，就给朴老寄去。他不久回信说：“……拙作粗陋，多承演释成戏，加上说白和对话，能在旁敲侧击中画龙点睛，甚好，亦甚感。”但是他后来又寄来短柬说：“寓辛辣于诙谐中，是古典戏曲的好传统，不宜过多嘲弄，亦庄亦谐。可免恶俗的流弊。”他看了第二次改稿后，让秘书转达3点要求：“一是不必拘泥于他的散曲局限，可根据舞台表演需要来发挥；二是最好请南昆名丑王传淞扮演赫鲁晓夫，要为他写好既幽默又生动的台词；三是为了政治思想上的严肃性，务请有关党政领导把关审定，以求准确和稳妥。”
根据朴老的要求，省委宣传部转请中宣部文艺局审看本子。中宣部的批示同意朴老的3点意见，并建议不公演，先在内部展览演出。朴老知道后又来短简：“请中宣部把关，自然更好。何时演出，当来观摩求教。朴初谨白。”
但是戏未能排完就停顿了。因为在江青一伙蛊惑下，有了两个“批示”，全国文艺界便陷入狂涛浊浪中。不久，史无前例的文革发难。又掀起了文化大破坏的血雨腥风。
二
大约在1967年初秋，有两个穿军装的高个子到杭州来调查赵朴老的材料。当时到黄龙洞的牛棚里提审我和浙昆的“走资派”周传瑛、谢逸南和王传淞，要我们交代和赵朴老的“黑关系”。我们都表示从未和他见过面。“还想抵赖!”一沓油印的剧本往桌上一掷。原来是为了《某公三哭》的事。逼供加诱供，要我们3个曾在上海住过的人，提供他当年在上海的情况。冷场半天，王传淞说：“我在上海倒认得一个姓赵的，给东洋（日本）纱厂看门的，小名叫阿三。不过早去世了，活着今年大约有80岁了。”两个高个子毫无所得，悻悻地走了。转眼过了年。我们在牛棚里看见报纸上有条消息：日本佛教界人士到北京。会见的人中有赵朴初的名字，顿时为他庆幸。
1978年春，赵朴老夫妇来江南了解各大寺院受文革破坏的情况，途经杭州时，通过统战部和宣传部，把于冠西、王传淞和我接到他的住处。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为我的几首小令，连累了你们!”他双手合十表示歉疚。并且第二天为我们各写了一张字。因为形势发展，当然不能再写《某公三哭》的内容了。我陪朴老去观看了灵隐、净寺和虎跑的修葺与需要恢复的情况。第二年他又来杭州。我正好要去舟山，和他同行。去普陀勘察了遭受破坏的情况。
“我们通信已有多年，十多年以后才有机会交谈，说明缘分来得也有迟有早。”他说，“你是从事戏曲的，我只是爱好，我从事佛学，你也有些兴趣。谈话内容可以更丰富。”我说，我只是对禅宗的一些学说感兴趣，但不信佛。他说：“没关系。我有不少不相信佛的朋友。照样谈禅。何况信佛也不一定顶礼膜拜，也不必都要吃素。凡事心诚就行。我过去参加各种会议，有时临时无法为我备素斋。我就在荤菜里捡素菜吃，只要行止无亏，何妨肉边捡菜。”朴老的超然豁达，实在令人钦敬。
从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近十年间。朴老来杭州次数较多，我们见面次数也不少。有时是由省委统战部余纪一和戴盟等领导邀我陪同，有时仅由他的夫人和身边工作人员随行。我们曾到虎跑寺瞻仰弘一大师李叔同的灵塔；去查看孤山后面已被毁坏的苏曼殊大师的墓址；去祭扫鉴湖女侠秋瑾新墓和造像。谈到许多与湖山同辉的历史人物，以及曾住在西湖边的丰子恺、马一浮和潘天寿。尤其对当代诗书画印并称四绝的余任天先生，他读了任天先生的画和书法。很是钦佩。可惜总是因事耽搁，未能遂他去拜望的心愿。但他几次谈话中的评论，都收入《余任天先生纪念文集》中。朴老看到文集后说：“世间万事，都有一个缘字。”
三
从1979年春天到1989年。因工作关系，我经常住在北京。这样和朴老见面的机会就多了。我印象最深的是下列几件事：
一件是看戏的事。当时献礼演出几乎每晚都有，并且经常同一天有几个剧场在演出。朴老爱听昆曲，其次是京剧，其他剧种很少看。但是邀请他观看的剧团很多，有时盛意难却，他只好去。那一次是西藏藏剧团邀请他看藏戏，信写得很恳切，说是“我们藏戏中有不少佛教的传说，您是一位佛爷，盼望您来。”同时又说，“在艺术上我们是较差的，比不上内地大剧团，又怕您不会来看。”朴老就让秘书来问我。经研究后暂不告知剧团，从我这里拿两张票去，不惊动西藏地方领导，也不告诉中国佛教协会和全国政协。谁知消息还是不胫而走，西藏有关领导和藏剧团向他赠了哈达。戏演完要他上台接见演员。后来朴老就和我约定：尽可能不看戏，要看也不看观摩的主场，避开领导和专家出席的高峰，作为普通观众，不惊动任何人。
但是就在他观看上海、江苏和浙江的昆剧时，虽避开了主场，仍然有不少人围住他。他对我说：“我以后不看招待的戏，自己花钱买票，不干扰别人。”据说有时买了座位较后的票，但仍看得很高兴，剧团和有关方面知道后却很不安。
第二件是题字的问题。夤缘来要我请朴老题字的事不少，我尽可能都挡住了。只有两个人我无法拒绝。一位是延边歌舞团的朝鲜族歌唱演员金贞姬。她的经历很坎坷，幸亏当地一位司法界的老法官秉公和仗义，为她全家在政治上恢复了名誉。她曾送去礼物，被老法官骂出来了。老法官生活也很清苦，家无长物，墙上贴了一张赵朴初的书法印刷品。所以金贞姬很想为他求几个字，也许不会被骂出来，也了却了她一家的心愿。朴老听到这消息说：“就写几个字给她带去吧，不知那个法官姓什么?”我忙说：“她的事是别人告诉我的，我也不知她还在不在北京。”朴老笑道：“这就没办法了。”但是也真凑巧，别人为我打听到金贞姬，她还果真在阜城门外广济寺里拿到了朴老亲笔的题词：“春风化雨”4个字。金贞姬晚上冒着大雪到西郊国务院二招来感谢我。我说：“是赵朴老自己提出要为你写的，我不能冒功。”后来金贞姬从东北来信说：老法官拿到题字后感动地说：“真难为你了!”金贞姬又把从报纸上剪下来的赵朴老的半身肖像粘在硬纸上，挂在墙上供奉。
1981年，杨度的孙女杨友鸿、杨友鸾和孙子杨友龙托我请夏衍出面，将杨度的骨灰迁葬到上海革命烈士公墓。夏公为之写信给当时上海市统战部长张承宗，但是不肯写墓碑，建议请赵朴老写。朴老说：“应该是夏公写最合适，他让我写，我不能违命。何况杨皙子这样一位特殊的人物。”他写了几张，让我选了一张。过了几天。他为此写了一首五言绝句给我：
暮年有大勇，一念见如来。
莫道冤难白，旌忠重泰山。
夏公说：“赵朴老行文恬淡，诗也如此，他不用慷慨激昂和轰轰烈烈的词，同样能激励人。”
1985年刘海粟先生的《存天阁谈艺录》即将发稿，原请邓颖超题书名。4月17日上午，我陪刘老夫妇应邓大姐之邀，去中南海西花厅做客，刘老提及此事，但是邓大姐病后右手无力，当天在西花厅写了两次都不中意。便对刘老说：“不能耽误您的事，还是请别人题吧，赵朴初的字好，请他代劳，更合适。”刘老赞成，就写一短简相邀，由我转交。
朴老认为：海粟先生是大家，我不能怠慢。第三天就让秘书送到西四中央警卫局招待所我的住处。秘书说：“朴老写了几张才选定了这两张，请您再选。”我觉得都好。让出版社决定。书出版后，朴老看后惋惜道：“早知道用刘老自己的泼墨山水作封面，我的字还须工整些，一来字与画反差大，布局更好，二来对老先生更恭敬。”
1987年朴老来杭州，恰巧京剧名家关肃霜在杭州演出，我患病住在医院。朴老来医院探望，我便拿出病中给关肃霜写的五言诗请他指教。他问道：“要我写字?”关肃霜忙道：“小女子求之不得?”朴老笑道：“你应该称‘小生’，《白门楼》演得那么好!”半月后，他自京寄来一条幅，并题跋曰：
肃霜女士，京剧名家也。文武昆乱不挡。宗梅师苟。自成一格。今录祖安先生诗，并续钱塘相聚之缘。赵朴初补白。
其实，这首诗他已修改，尤以“力排险阻”改为“力打千鼎”。实为点石成金。可惜，此幅在云南被香港的友人索去。慷慨成性的关肃霜，一时冲动，后来懊悔不迭，生前竞无缘再得朴老墨宝。
四
朴老一生俭朴，别无嗜好。于艺术诸门类，兴趣甚广。古典文学、宋元理学、诗词歌赋、书画金石、戏曲音律不仅造诣高深。且见解精辟。但是他最喜爱的唯书法和昆曲。
他的书法，已自成一格，无论蝇头小楷或大椽榜书，皆清逸挺秀，已被海内外称为“赵体”和“朴初行书”，书法界咸推为领袖人物。他对昆曲艺术的爱好和研究，已有70多年历史。
“在当时传习所的学生刚出道时，我就在‘新乐府’看他们仙霓社的实习演出。”朴老曾对我说，“当时最出名的，小生是顾传阶，旦角是张传芳，副丑是王传淞。我是基本上每场必看的。”“当时你几岁?”我问。“20岁左右。”他答道，“已经会‘摊铺盖’拍曲子了。”
赵朴老于抗日战争前后直到解放战争取得全面胜利，在上海住的时间最长。他不仅看南昆的传字辈和俞振飞的戏，也看到南方来演出的北昆韩世昌、白云生、侯玉山和马祥麟的戏，并和徐凌云、赵景深等名票极熟。周恩来在40年代就知道赵朴初和昆曲界的交往，所以1956年浙江昆剧团新整理的《十五贯》演出成功后，周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为浙昆主持座谈会时，嘱咐剧团要多向各方面请教，提出“有几位昆曲爱好者不能忘记，一位是王昆仑，一位是赵朴初，都是有研究的。”所以浙昆团长周传瑛请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马彦祥陪他去拜访两位名家。从此。浙江昆剧团和赵朴老就结下了不解缘。
“看戏也是一种缘分。原来不认识，看了戏。就成为朋友，交了朋友，就更要去看戏。”朴老对我说，“我很领受昆曲界对我的情，慢慢就觉得欠了人家的情，如果关心也可以算报答，我就不能不关心了。”
1987年，赵朴老偕夫人陈邦织来杭州，主持召开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到医院探望我时，询问浙昆的情况。我就建议浙昆为赵朴老演出一场折子戏。省文化厅很支持，决定在武林路小剧场演出四出折子：《思凡》、《下山》、《界牌关》和《赠剑》。原定是专为朴老夫妇演出的，不料统战部的工作人员不明情况，竟用面包车把佛教、道教、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六大宗教领袖都送来了。朴老思路敏捷，马上把我叫到一边说：“现在各方面的宗教人士都在，你们怎么能演和尚尼姑思凡成亲的戏呢?”并且严肃地提出，“不演是中策，照演是下策，换戏是上策，马上就要开演，怎么办?”当时有关领导研究后，决定让浙昆业务团长汗世瑜考虑换戏。汪世瑜立刻和王奉梅商量后，二人改演《跪池》，把第一出调到第四出，有一个小时可准备。结果，《跪池》演得很成功，赵朴老称赞道：“我也是有意试试你们的硬功夫和真功夫到底行不行!”戏散后，他让夫人陈邦织大姐交给我一个任务，定要我代他送300元给演职员作夜餐费，剧团不肯收，他正色道：“我是政协副主席，大小是国家干部，怎么可以扰民贪便宜?”
1998年春节，赵朴老给我写贺年信时，提出：“浙昆培养青少年不容易，拟捐助一点钱，杯水车薪，略尽绵力，望勿拒绝。”我立刻和浙江京昆剧院院长汪世瑜商量后，写信去婉转辞谢。但是朴老在春节前后两次寄来各1万元，并且坦述道：“我的工资和内人陈邦织的离休金已足够我们生活，区区小数，聊表心意。千万不要推却。”浙昆上下四代演职员都非常感动。我们将剧院的工作计划和青少年演员培养的情况向他书面汇报后，他鉴于浙昆86岁的张娴老师（周传瑛的夫人）以下的几位老人，和汪世瑜等有较突出贡献的（包括5位梅花奖得主）14位演 职员的敬业精神，颁发了14份由他亲笔题词的荣誉证书。在省政协大礼堂举行颁奖大会。不仅鼓舞了浙昆的演职员，在全省戏曲界也引起较大的反响。
五
赵朴初先生比我年长20岁。他把我当做知己朋友，我始终把他当做师长。在师长面前敢讲真话，不避忌讳，是我的性格；而当我所尊敬的人偶而生气，或因生气而对某件事情判断不准确时，我就不敢再坚持自己的见解，这也是我性格上的弱点。有一次我在朴老的堂弟——已故程（砚秋）派传人赵荣琛先生家里做客。代他转言，要朴老写一张扇面时，朴老有点不高兴，喃喃地说：“自己来要还不够，还要别人代他来要。这不合适吧?”其实，当时是李万春先生临时提出请荣琛先生代求的，原先他也在犹豫之间。我就说：“正好我要上和平门去，我代劳了吧。”可是朴老生气时，我没敢直言，也没有讲清是当年赵朴老亲口答允李先生的。后来朴老知道了，对我说：“我错怪了荣琛，也对你不恭!”他于是又和我谈到弘一法师李叔同先生代人写扇面的事。弘一法师画一朵白莲，还题了一首偈诗，为他的白莲花解说：
只缘尘世爱清姿，莲座现身月上时。
菩萨尽多真面目，凡间能有几人知?
我曾问朴老：“您写过有关弘一法师的诗吗?”他说：“曾经为他的博学多才想到过他多方面的艺术成就，有过‘无尽奇珍供世眼，一轮圆月耀天心’两句，全诗还没写成。”
我非常钦佩他“一轮圆月耀天心”的诗句，把弘一法师的博大精深和圆通明达写出来了。当时曾央请他把那两句写给我，朴老说：“等全诗写成后再写给你。”
到了1981年春天，《戏文》杂志在杭州创刊，我求朴老题词，他没有寄来。不久，由我牵头，浙江音协、美协、剧协联合在杭州召开纪念弘一法师李叔同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戏剧界前辈张庚、风子和史行、钱韵玲、莫朴等中央和省市专家学者皆来参加。赵朴初先生发来电报。赫然就是那首没写完的诗：
深悲早现茶花女，情寄吁天黑奴魂。
无尽奇珍供世眼，一轮圆月耀天心!
不久，他果真写成一张小条幅寄来，并题曰：“纪念弘一大师诞生一百周年，槛外弟子朴初敬题。”并提出作为《戏文》补白用。
我经常把这张条幅拿出观看。我以为，这“一轮圆月耀天心”7个字，用来形容人们追求的一种境界很是合适。记得90年代开始他常住在北京医院，我多次去探望他，他有时身体不适，似见了我们总是乐呵呵地让探望并感到高兴。我想起他曾经讲过“其实菩萨是善男信女心目中想象的完美形象。菩萨用各种面目对待世人：你做了善事，他笑呵呵的，你做了错事，他皱起了眉头；你若做坏事，他现出气的样子，但从不龇牙咧嘴地发怒，因为他还希望你改过，除恶向善。”我就想起有时工作人员把事情办坏了，朴老皱起眉头，但声音缓慢地说：“好了，先不讲别的了，看没有弥补的办法。”受他的启发，使工作人员有了补过的勇气。
又有一次，外地一一个单位把他题赠的手迹当商品给卖掉了，朴老起仞很不高兴，他立即用带笑的声音在电话里宽慰对方道：“你也不用讲更多理由，也不用向我道歉，我送你们这张字，并非觉得自己写得好，而是感谢你们热心公益。这样吧，我把这笔钱给你们寄来。去把这幅字赎回来，不让你们受损失。因为我从不写商品字，也不把它当商品卖，否则，我没法正常工作了。”对方愧疚之余又把字收回来了。
朴老待人，宽厚平和。一次我去探望他，陪同的一位演员说在附近订了一只花篮，要我先上楼。等她气喘吁吁地送来花篮，我傻了眼，原来插满黄白色的菊花。按习俗这对老年病人是犯忌的。我正想批评她，朴老说：“什么时代了，还有那么多忌讳。西方人把玫瑰送情人，也可以给去世的人，日本人把乌龟当做长寿的象征，中国人还在贬称为‘忘八’。旧习俗要改革，这菊花很新鲜，谢谢了!”那位演员直到出门才知道，原来花店的主人听她在打听到八宝山乘地铁的途径，误以为她是做吊唁用的。
有一次，我偕浙江京昆剧院院长汪世瑜及青年演员张志红等去医院探望。朴老出于关心，问起张志红等在看什么书，是否每天练功?练不练《集成曲谱》和《粟庐曲谱》?年轻人回答不出来，有点窘，朴老马上把话岔开说：“现在年轻人接触知识面广，要学的东西太多，不像我这老古董，知识狭窄，只会翻曲谱打拍子!”说得大家都笑了。汪院长让张志红唱一段曲子，张志红起初紧张，经朴老夫妇的鼓励。唱得不错。朴老说：“好!字正腔圆，说明你平时很用功，很抓紧时间。不过我要告诉你，凭你的功夫，争取梅花奖是有条件的。可是粥少僧多，这班车搭不上也没关系，有实力，总是上得去的。”张志红回来后说：“今天我真是受了教育。”我问她：“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她说：“要抓紧时间，用功。”
朴老90岁时，我写了一首诗祝贺，并请浙江书协主席朱关田兄书屏，浙江文化界有关人士黄源、郭仲选、史行、潘公凯、刘江等28位联名题签。当时杭州市委副书记沈者寿刚担任市政协常务副主席，因公去全国政协，托他送去这幅寿幛。朴老说：“老朋友想起我，我高兴，但是小生日小题大做，我当不起。”
据说朴老坚拒朋友们为他祝寿，说：“松石不言寿。云天不自高’，做了一点工作就沾沾自喜，好大喜功的，总是轻薄浮浅的缘故。”所以我们连续用各种方式去祝贺，他都不回答。倒是我托人送去的一块小小的田黄石，是萧山民间雕刻家叶瑞堂在上面雕了一个闭目静坐的老人，他很喜欢。因为既非达摩祖师，亦非长眉罗汉，而是一个笑容可掬的赵朴初，眉眼形象，实为酷肖，他似乎正闭着眼睛在想开心的事。“有趣!”老年人见到一个心爱的小玩意儿，勾起了未泯的童心。
我最后一次去医院探望朴老，是杭州黄龙越剧团在文化部领奖后的第二天。朴老又是病体转危为安之后，需要静养。他很少看越剧，但知道这个民间剧团有此作为，他倒愿意见见团长朱燕燕，精神焕发地迎接客人。他谈道：“任何艺术，无论高低雅俗，如果拥有很多观众，说明它有艺术魅力。你们一方面要学习，努力提高自己。但是不要放弃你们通俗的特点。”他那天很兴奋，站起来和大家合影，并且走到办公桌前拿了一些有关戏曲的资料给我们看。其中有一张照片是他和老朋友谈昆曲的。邦织大姐说：“几天前江泽民同志来看他，他们谈得最多的还是昆曲。”朱燕燕说：“我们也要学点昆曲，提高表演素质。”朴老说：“你有头脑!这样的越剧更好看!”
赵朴初先生，是海内外学界、艺界和宗教界的称呼。
赵朴初同志，这是革命阵营里对他的称谓。在八宝山灵堂和中央公布的他的生平事迹和记录资料片中也这样称呼的，其中有更深层次的涵义。
“一轮圆月耀天心”7个字，来形容朴初先生的圆通明澄与平和顺达的气度，我觉得非常合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