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朴初对佛教文化建设的一些论述和实践
时间:2017-01-16 来源:赵朴初研究会
赵朴初先生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也是一位造诣极深的佛学大师。近半个世纪以来，他在深入传播佛教教理的基础上，特别从“佛教是文化”这一角度，加强佛教文化建设，从而使佛教绕开一切争论和偏见，引起教内外的普遍关注和重视，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佛教的复兴，使佛教在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赵朴初高举起“佛教是文化”的旗帜
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年，与中国本土文化不断冲撞、融合，逐渐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花开满树，实现了中国化。
随着封建社会的不断没落，佛教也开始呈现衰微之势。鸦片战争后，在列强坚船利炮的蹂躏下，西方文化的进入，科学、无神论的挑战，给中国佛教更是以沉重的打击。上个世纪上半叶，“以佛产兴学”的不断提出，以及教内存在的新旧势力的斗争．再加上战乱频繁，民不聊生，佛教在极其艰难的境地中莆莆生存，其文化功能也大为萎缩。“十年浩劫”，佛教更是到了湮灭的边缘，寺庙被占，佛像被砸，僧人被驱，佛教文化被大众视为“迷信”，几乎从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中消逝。
在近代中国，幸有敬安、虚云、谛闲、印光、太虚、弘一等高僧，杨仁山、欧阳渐、江味农、屈映光、丁福保等护法居士，还有龚自珍、魏源、梁启超等文化大家，积极倡导佛教救国，探求佛教发展之路。自然，佛教文化建设也引起他们的高度重视。太虚大师提出“人生佛教”理论，其目的就在使佛教适应社会，革故鼎新，焕发生机。他在《佛教对于中国文化之影响》、《佛教与文化》等多篇文章中，系统地阐述了中国佛教文化的发展及作用。
赵朴初年轻时就进入中国佛教界工作，受到太虚、圆瑛等许多高僧大德的器重。太虚圆寂前，专门召见赵朴初，勉励他努力护法。1953年，赵朴初与圆瑛、喜饶迦措、巨赞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中国佛教协会，任副会长兼秘书长，一直都是中国佛教协会工作的实际主持者。由于机缘未成熟，很长一段时间，赵朴初虽然没有公开提出“人间佛教”理论，但他一直在践行这一理论。目睹佛教在“十年浩劫”中摧残殆尽的现状，赵朴初万般无奈，痛心疾首。
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通过拨乱反正，佛教事业进入全面恢复期。1980年，赵朴初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1983年，中国佛教协会召开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赵朴初在中国佛教机缘具足的情况下正式提出：“我以为在我们信奉的教义中应提倡人间佛教思想。”“我以为应当发扬中国佛教的三个优良传统。”三个优良传统，即农禅并重、学术研究和国际交流。应该说，这更多地包含了佛教文化建设的内容。
赵朴初高举起“佛教是文化”这面大旗，除在中国佛教协会的工作中，重视佛教文化建设之外，他还撰写和发表了一系列专门论述佛教文化的文章，主要有《佛教和中国文化》、《要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与几位青年朋友的一次谈话》、《中国佛教的过去和现在》等，真切希望作为中国优秀文化之一的佛教文化能够智慧国人，福泽人类。在他的佛教专著《佛教常识答问》中，专门有一节《佛教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赵朴初在纪念佛教创立两千年大会讲话中说到：“数年来，我一直强调佛教文化，我们对传统的继承，是运用般若智慧，建立人间佛教，启迪智慧，净化人心。”
赵朴初经常讲到几个人的故事：一是毛泽东，有一次带警卫员去看寺庙，警卫员说：“有什么看头，都是一些迷信。”毛泽东说：“片面，片面，那是文化，懂吗？”；二是钱学森，他曾给赵朴初写来一封信，信中说：“我想根本的问题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正确
认识宗教，记得我以前向您说过，宗教是文化”；三是范文澜，他晚年后悔以前在《中国通史》中对佛教的批判不尽恰当，他还对周建人说：“如果不懂得佛学，就没有办法懂得中国的文化史。”赵朴初想通过这几个人的故事告诉世人：“一位是伟大的革命导师，一位是杰出的大科学家，一位是著名的历史学者，他们在对宗教的认识上，不约而同有一个共识，都说亲教是文化。”赵朴初用这种通俗、浅显的方式，希望世人都能树立正信，而不是简单地把宗教归结为一种盲目信仰或迷信。
二、赵朴初对“佛教是文化”的一些论述。
赵朴初在《佛教和中国文化》一文中，高度总结认为：“大体上说来，佛教与汉民族文化的结合，是沿着三个方面进行的，即佛教的学术化、艺术化和社会化。”
学术化。赵朴初认为：正是得益于中国文化百花齐放、兼容并包的开放态度，以及中国文化本身肥沃的土壤，才使得佛学在中国落地生根，从而获得强大的生命力。赵朴初十分敬佩道安、鸠摩罗什、法显、玄奘等，他们对佛经的翻译和研究，由此引起十余种宗派的繁兴和三万三千余卷译籍和著作的出现，使佛教在盛唐就达到了“波澜壮阔、声华腾蔚的光荣地位”。可以说，佛学为中国文化带来了许多新的东西，同时，中国文化又反过来丰富和提升了佛学。因此，培养人才、重视学术研究，被以赵朴初为首的新中国佛教界认为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之一，必须加以大力发扬。
艺术化。赵朴初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了佛教对中国艺术的影响：
一是对文学的影响。在赵朴初的眼里，大量从梵文翻译过来的经典，本身就是伟大、富丽的文学作品。
二是对文体的影响。这是别人很少注意到的。赵朴初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认为唐宋以来出现的平话、小说、戏曲等中国俗文学都受佛学在普及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特殊文体——变文有关。此外，还有宋明理学家的各种语录，也是仿效记录禅师们的谈话和开示而产生的一种特殊文体——语录体有关。
三是对中国建寺塔、造佛像的影响。赵朴初批判了有人认为中国佛教是多神化、偶像化的见解，认为这是不理解佛教教义，无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史，他认为在中国大地上存在的这些大量美仑美焕的佛教艺术，正是中国人民利用中国文化中高超的艺术手段来表达佛教教义。
四是对绘画艺术的影响。赵朴初特别提到，最初盛行的佛陀出生故事画，发展到唐代，逐渐被“经变”画所代替，使壁画的内容大为丰富。
五是对音乐、天文、医药等的影响。
社会化。赵朴初认为，中国大乘佛教继承和发展了龙树的“一切资生事业悉是佛道”和弥勒成佛必须修学五明的思想，在僧俗信徒中产生了大量的学者、医师、科学家。又受六祖慧能“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以及怀海“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等思想影响，佛教徒积极参与农业生产、兴修水利、植树造林、造桥修路、赈灾济困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而与社会完全打成了一片，在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和各项社会事业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扮演了重要角色。佛教进入中国，也逐渐入乡随俗，与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紧密相连，在吃喝、穿戴、婚嫁、丧葬等方面，无不烙下佛教的影子。如果有人再不承认“佛教是文化”，赵朴初在《要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与几位青年朋友的一次谈话》一文中风趣地写道：“现在许多人虽然否定佛教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可是他一张嘴说话其实就包含着佛教成份。语言是一种最普遍、最直接的文化吧！我们日常流行的许多用语，如世界、如实、实际、平等、现行、刹那、清规戒律、相对、绝对等等都来自佛教语汇。如果真要彻底摒弃佛教文化的话，恐怕他们连话都说不周全了。”
正是对佛教文化的高度欣赏和肩上所担荷的佛教大业，使赵朴初对中国佛教文化的再度繁荣和发展树起了责任，充满了信心。他以毕身的精力和满腔的热情，投入到弘扬中国佛教文化的伟业中。
三、赵朴初对弘扬中国佛教文化做出的伟大贡献。
以赵朴初等为首的新中国佛教领导者，把“佛教是文化”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高度，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取得了令人嘱目的成绩。
推进佛教读物出版工作。借助先进的传播手段，是弘扬佛教教义和文化最重要的途径。建国初，赵朴初等人为“随宜说法、实相常新”，创办现代佛学社，发行《现代佛学》。中国佛教协会设立了图书文物室，收藏、保管了大量的佛法珍宝。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文革”后，赵朴初两次主持恢复刻经处。上海佛学书局、莆田广化寺、天台山国清寺、苏州灵岩寺等一些单位和寺院也印刷和流通了不少经书。此外，青海塔尔寺、西藏拉萨、德格等地区传统印经机构，也出版流通了不少藏经、藏式佛画等。对房山石经持续四十多年的挖掘、整理、研究和回填工作，是新中国佛教界、文化界的一件大事。《乾隆版大藏经》、《中华大藏经》《藏汉大辞典》、《佛学大辞典》等的重印，为佛学研究者提供了方便。邀集一些法师、学者进行佛学研究，出版了《中国佛教》共四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佛教部分等。1987年，赵朴初提议成立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出版了《佛语俗源》、《佛教嘉言书法集》等书籍，举办了“清宫佛事活动秘藏档案展”等多种展览，完成了国家八五规划社科研究项目《佛教禅宗源》。提出建立中、日、韩三国佛教“黄金纽带”的设想并成为现实，是赵朴初晚年的大手笔之一。
繁荣佛教文学艺术。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带有佛教色彩的文学作品不断涌出，从佛教的角度，对人生和社会进行了生动的诠释。像郭青的长篇小说《袈裟尘缘》、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复仇》、《受戒》，林清玄、黄复彩、林新居等人的佛教散文，还有《清凉寺的钟声》、《弘一大师》、《鉴真》等影视剧，深受读者、观众的欢迎。赵朴初一手创办的《现代佛学》、《法音》、《佛教文化》以及各地方佛协和佛学院创办的数十种佛教刊物，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而广泛的影响。赵朴初尽管事务冗忙，但抽空亲自撰写普及读物《佛教常识答问》一书，虽然只有八万字，但影响深远，已发行几十万册，被译成多国文字。知名画僧、书僧也不乏其人，他们经常开展书画义卖，支援社会福利事业。赵朴初本人就是一位佛教文艺大师，著有《滴水集》、《片石集》、《赵朴初韵文集》等，其独具一格、俊朗神奇的赵体书法，享誉海内外，在其佛教事业和各种社会活动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佛教音乐的发掘、整理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绩，《中国佛乐宝典》、《汉传佛教常用唱诵规范谱本》等得以出版发行。至于全国各地的寺、塔、佛像等的建筑和造型，许多都是在赵朴初一手指导下进行的，像佛牙舍利塔、天坛大佛、灵山大佛、中华寺等，都倾注了赵朴初大量的心血，成为新时期佛教艺术的精品之作。
发扬佛学研究优良传统。从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之日，佛教学术化就推上了重要议事日程。1949年至1966年，依托三时学会、菩提学会、上海佛教居士林等，一大批僧俗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开展佛学研究。据王雷泉主编的《中国大陆宗教文章索引》统计，这17年共发表佛学论文达到1003篇。“文革”后，佛学研究开始逐渐向全国学术界转移，许多大学设立了专门的宗教、佛教研究中心，一些机构还创办了发表佛教论文的刊物，涌现出许多研究专家、学者，可谓形成了一个佛学研究的热潮。
广泛开展佛教国际交流。赵朴初一生多次出访世界各国，尤其是日本、泰国、缅甸、斯里兰卡、尼泊尔等亚洲邻国，把和平、友谊和文化的种子撒遍世界。他热情欢迎他国僧俗来华学习中国佛教，同时也送出许多“新唐僧”到他国去“取经”。由中国佛教协会和有关部门在国外组织的佛教文化展览活动，如在新加坡居士林举办的“中国佛教文化展”，在澳大利亚举办的“中国佛教文化摄影展”等，令外国观众叹为观止。
赵朴初生前曾与人谈及他的一些希望：希望建立一所佛教大学．希望佛教文化机构能够从制度上得到保证，希望世人真正懂得佛教一…今天，赵朴初对佛教文化建设的一些论述，已在佛教界和全社会得到广泛认同。我们坚信，中国佛教文化.一这一颗缀于中华民族文化之上的珍宝，在新时代必将闪烁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