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朴初与金陵刻经处

时间:2016-05-06    来源:办公室 

    朴老关心经书出版工作?

    佛门弟子称佛、法、僧为“三宝”，真诚供养。凡是跟随朴老工作过的人， 都感受到朴老对“三宝”的挚爱。每逢他走进寺庙，见了佛像就拜，见了僧人 就含笑相迎，合掌致敬；对于法宝，尤为敬爱。朴老素食七十余载，家中设有佛堂，并将王安石所作的“皈依三宝赞”亲书流传。我们知道，在寺 庙里所有房屋都不能高于大殿，只有藏经楼例外。可见，“法宝”地位之重 要，佛门早有共识。

    金陵刻经处是历史悠久的佛经(法宝)出版单位，在佛教界占有重要地位，朴老对它特别重视和关心。文革后，为了尽早恢复刻经处，他在上世纪七九年至八一年间，每年亲临刻经处视察和指导工作。刻经处恢复后印刷 的第一批经书目录就是他老人家亲自定下来的，并为其中的《净土四经》、 《百喻经》和《杨仁山居士遗著》撰写了《金陵刻经处重印经书因缘略记》。?

    金陵刻经处的经书出版工作走上正轨以后，朴老多次与我谈出版《玄奘法师译撰全集》和《藏要》等几部大部头经书的计划。《玄奘法师译撰全集》是为了纪念玄奘法师圆寂1300周年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编撰出版的， 当时仅印刷了110套，未能满足社会需求。因此，朴老非常重视这套经书的第二次出版。《藏要》是欧阳竟无及其弟子吕潋两位佛学大师在支那内学院开办期间编辑出版的。从《藏要》这个名称可知，它包含了大藏经中的主要内容，因此，朴老称《藏要》为“小藏经”。可惜，当时印刷的数量有限，特别是第三辑发行更少。这套书的版权，原属支那内学院，其纸型版一直保存在上海中华书局。直到刻经处与内学院两个单位合并归源后，才由游侠先生将存放在上海的纸型版运回南京。因此，朴老也非常重视这套书的第二次出版。《玄奘法师译撰全集》的编辑完成，是吕潋先生从四川回到南京后，以金陵刻经处的名义完成的第一项重大任务。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支那内学院研究工作的继续。当然，它离不开朴老的直接领导(附件三)。《玄奘法师译撰全集》中许多经书的经版都是从外地调入刻经处的，如果没有朴老的直接领导，一块外地经版也调不进来，根本就谈不上出版《玄奘法师译撰全集》了。?

    经过刻经处全体职工的努力，《玄奘法师译撰全集》和《藏要》都出版了。在我离开领导岗位之前，《普慧藏》也开始印刷了。朴老闻之非常高兴。在此，我要再一次感谢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周绍良先生和办公室负责财务的副主任李呈钧先生，是他们俩帮助我从佛教协会和图文馆借了八万元，解决了经费极度困难的燃眉之急，我们才顺利完成了这几部大部头经书的出版任务。虽然这些钱我们后来都还了，但这种雪中送炭的深情令我永远难忘。?

    《玄奘法师译撰全集》中的内容，大藏经中都有，历代也印刷了不少单行本，但就是没有人将这些玄奘法师的译撰汇集起来，编印一部他的译撰全集。解放后，能将这一部大书编印出版，既为新中国增光，也为佛教添彩。

    这部巨著的完成，不仅将人们的千年梦想变成了现实，也了却了朴老心中的一件重大心愿。为此，我想起了朴老同我讲过的鉴真大师像回国探亲的一段故事。他说，当时中日两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两国的友好往来，全靠民间去做。佛教是中国民间的爱国团体，当然也积极地参与了这项工作，于是才有了鉴真大师像远渡重洋回国探亲的一段佳话。我明白，朴老对我讲这个故事是有用意的。在工作中，他早就看出了我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较深，一直心有余悸，不安心现在的工作。因此，当他讲到“爱国”二字时，特别加重了语气，眼神中流露出关心、企盼的目光，希望我转变观念，安下心来，将宗教工作这份爱国事业做好。这种关心，同样是一种爱——爱人。朴老对我的关心爱护，使我深受感动，当时我没有正面回答朴老对我的暗示。

    朴老是名人，更是伟人，年近八十了，还时刻为国操劳，够累了。我不忍心他再为我的个人小事而烦心。我暗暗下定决心：朴老!我感谢你对我的爱。我不会离开岗位，保证将您精心设计的这份爱国蓝图落到实处。?

    爱国爱教和实行人间佛教，是朴老一贯的指导思想，也是他给后人留下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正如朴老在《中国佛教的过去和现在》一文中所说：“我国佛教界为发扬佛陀利生济世的精神，提倡以人为中心的人间佛教思想。”因此，朴老健在时，人们尊敬他，爱戴他；在他辞世后，人们怀念他，纪念他，就是他的爱国爱教和以人为中心的人间佛教精神早就留在我们心中。